1651年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表态：“财富就是权力，因为财富、知识和荣誉不过是几种不同的权势而已”。［1］显然，这样的描述过于轻率。1625年即位的不列颠国王查理一世，任意征税，随意解散议会，终致内战爆发，1649年，查理一世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2］他曾经很有权力，最终却失去了一切财富。

财富树：对自己有用的是个体财富，对每个主体都有用的则是共通财富。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3］财富，要么是主体以外的自然劳动产生，要么是主体本能的劳动产生。

就货币化财富而言，既可是人的直接劳动收入或自然界的无偿提供，也可是不劳而获的增加值转移贡献。财富的范畴比资本经济的范畴广得多，财富包括非货币化财富与货币化财富两大类。前者没能进入市场交易，不能用金钱买卖如愿，若按占有的货币量排序，拥有的各类使用价值与其拥有的货币量无法成比例，如健康、寿命、荣誉、情感、知识、权力、信仰、文艺、影响、创新等等。货币化财富虽能进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易，却不能决定一切。所以，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决定一切，会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完全相称的异同规律。甚至，还会带来相反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非货币化财富与货币化财富共同制约着繁杂的现实世界，非货币化财富与货币化财富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有限转化，如将原生态空气加工售卖、用重金购买权力等等。但是，货币财富并非万能，譬如经济水平无法绝对决定环境质量、健康程度等等。甚至，经济水平无法决定经济事实本身，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大小、贫富差距等等。

财富（t）=非货币化财富（t）+货币化财富（t）

为了便于调控财富差距，不得不对始端、中端和终端的税收进行全面衔接。收入包括长期稳定收入与临时交易收入，消费包括自己消费与为他人消费，存量包括移动资产存量与固定资产存量。财富税则由始端收入税与中端消费税及终端存量税衔接而成，全面围合，治理炒作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征收终端交易税，去除虚高利润，据财富差距实况来定税率高低与社保分配。

贫富差距不仅是空间上的相对界限，更是时间上的相对界限。197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倡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为其贫困线。1990年，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以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1美元为贫困线，2008年升到1.25美元，2015年增至1.9美元。1985年，中国以人均年收入200元人民币为贫困线，2007年调到1067元人民币，2009年增至1196元人民币，2011年提到2300元人民币。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年年调整贫困线标准，例如，2009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是个人年收入为10830美元，两口之家是14570美元，三口之家是18310美元，四口之家是22050美元以下，五口之家是25790美元，六口之家是29530美元，七口之家是33270美元，八口之家是37010美元，九口以上每增加一人增加3740美元。中国贫困线标准略低于世界银行标准，各国的贫困线，根据供需平衡的差距而不断调整。扶贫后的穷人，不再是低于贫困线的穷人。让穷者不再受穷，让不幸者不再遭遇不测，是政治工作的永恒任务，被扶贫者应从被动走向主动，持久的扶贫，不是分发货币，而是获得生生不息的产业知识与技能。

随着知识的增进，举措在不断更新，获取财富的空间领域在不断放大。狩猎采集时代，是低水平的供需平衡状态，大家谁也离不开谁，齐同劳动，故而成果要平均分配。狩猎过程中，增长了驯养野生动物的知识，发现了囤地耕种的知识。在耕种和驯养过程中，改良生产工具，手工业得到发展。为了让有限的精力用于最专长的技能，专业化分工产生，不同分工行业的物物交换诞生。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或将来完全不存在狩猎和采集活动，只是说在刀耕火种与驯养、手工业、物物交换、币物交换成为社会主流的生产供给渠道后，狩猎和采集则退居其后，工具装备的不断改进，狩猎和采集的空间活动范围扩大，从古老的平均分配走向各自拎着劳动成果按需互换。在新型分工进步之后，原有的劳作方式会被淡化。

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继续分生出宏观的机械工业，现在成长起来了智能化杰作，原有的手工业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下滑，逐步被新型分工方式取代，但也不会彻底消除。人类的劳动对象不断扩大并得以深化，劳动工具精进，空间活动范围增扩。产生了机械化耕种收割、高科技的智能化种育，早先落后的刀耕火种和驯养以及铁犁牛耕随之趋于衰落。各行各业的产品，为了让分工后的劳动成果便捷地各得所需。早先笨拙的物物交换、实币实物交换等形式就此渐衰，为后来机动灵活的符号币与实物交换和符号币之间的金融交换所覆盖。

随着实践知识的一步一步积累，继续分化出更完备的生产方式来满足更强大的需求。知识本是精神财富，当知识用于实践时，就有了物质财富。分工，其宗旨是为探寻财富而展开。人类寻求财富的分工方式如同一颗无限生长的财富树，财富伴随着空间活动范围扩大而不断增长，大到看不见边的宇宙，小到看不清轮廓的微粒，能想到的，人们都会饶有兴致地去探究一番。从简单天然的狩猎采集到主观能动更为强大的生产方式。分工形成的财富树不断增高，并非原地踏步的工作环节细化，而是性质的多样化，将原本不存有的生产方式打造出来，形成崭新的更为高效的工种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财富树不断分化增生。同时，各类工种的生产结果又互补相衬，共同培育财富的成长。人的一生，本也是颗财富树。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多，需求方式多样化，主观能动性也增强，除却被限制自由的罪人以外，活动空间范围也在扩大。不过，个人的财富树终会枯竭，那就不得不让需求和供给得以传承，如同播种后的新生。

失败的财富控制论：如果处处是一致，准入门槛相当，也就没有优势特征。有优先的通道，就有优先的足迹。如果将自由的通道放在某个开口上，那个地方自然会爆满熙熙攘攘的往来者。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却说：“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4］蹊跷的是，历史上始终统治着东欧的大小国家始终未能控制整个世界，连同历史上不可一世的中欧、西欧的帝国也未能如愿以偿地控制世界。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地理位置相对独立的北美地带，也未能摆脱海外殖民帝国的血洗置换。

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又认为：“在塑造过去百年的历史里，为了确保和控制世界石油储备的战争，是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相提并论的”。［5］曾经英国的世界殖民控制成了昙花一现，后来的美国究竟能控制什么？如今，英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8.7‰，美国人口只占45.4‰。世界石油储量前列的国家，也未能控制住世界，反而造成了更多的战乱，如伊拉克。另有人说控制食物能控制世界，还有人说控制货币发行就能控制世界，也有人说控制水资源才能控制世界。其实，既控制不了，也不能控制。如果说用移民或高薪雇佣的办法去控制世界，也不过是让这些人来到新的地区，享受财富。

世界各地的人，不管以前起源于哪里或现在位于何处，根本不存在谁绝对控制谁，连自己也无法绝对控制自己，因为有需求存在，无非是将需求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只有改变老路子，才能规避老路子。打破原有的禁锢，达成新平衡，原有的状态才能被改写。

纵观人类所求，岂是货币、石油和粮食所能占尽风头。在没有货币的时代，使用物物交换。在工业机械化以前，主要燃料并非石油，也非甲烷，而是固态煤块和草木。石油之后，必然还会有取而代之的新能源。事实上，少了所需的任何一样必备品都不行，哪怕是区区的微量元素。

何况，人总是嫉妒自己认识的，不会嫉妒自己不认识的。并且，只能嫉妒比自己好的。相差不大时，就感到心理平衡。素不相识，一点未知，想嫉妒也嫉妒不起来，因为没有机会进行比较。当别人的好能同时让自己也顺带着好起来时，才会放下嫉妒，让其好起来。

面对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的包围格局成功吗？毕竟，财富不会集中在狭窄的包围圈里，而是在包围圈的四周散落。围困的可怕之处在于财富补给源被切断，制裁是同理，如若不然，财富供需平稳，围了也无法困得住。世界财富的控制完全不存在，除非有力的世界政府成立。即便独立国家控制了世界，建立了世界政府，也并非意味着控制财富，谁也无法控制人的全部活动。

交通工具和通讯装备的轻便快捷，使得迁移路程和迁移频率自由增长，跨国赚取财富与异地消费财富的事实日益强化，区域平衡的稳固态势正在被人口迁移打破。异地居留和异地交流的尺度在加长，全球人口迁移量连年上涨。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统计，1990年以来，国际人口迁移量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均在2.8%以上，见表1。大约每隔36年的历史周期，全球人均可有一次国际迁移机会。中国大陆人口连续净移出，1985—1990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净移民为-15.4万人，2010—2015年，变动为-180万人。与此相反，美国皆是净移入，平均每年净移入上百万人。人力资源的出国与回国，与商品进出口贸易无异，只不过，前者是人力资本贸易，后者是商品资本贸易。

表1　中国大陆、美国以及全球人口迁移比较(www.daowen.com)

注：国际迁移人口是指在一国出生或拥一国国籍，又转变到其他国家居住的人口，包括难民，数据主要来自人口普查，人口统计截止于上年度到当年度的每年7月1日的年中值；数据源自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1]

尽管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存在净移出，依然有不少外国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居民移入，这些移民并非全是追逐经济利益，即并非都是为了货币化财富，慕名前来的迁移动机是多样性的。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就业和商务所占的比重是39.88%，不到一半，定居、探亲和其他原因共计占了40.26%，来学习的占了19.85%。

全球人口迁移，使得地域和国别界限都在衰减，包围的力量和划界而治的力量越来越弱。比包围更可怕的是直接进攻，不管一方多么弱小，另一方又多么强大，有限的力量自然经受不住无限的消耗。所以，谁先用自己的有限力量拖垮对方的有限力量，就是胜利。俄国政治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相信：“因为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6］战争是私有制对立且不可调和的产物。战争并非单一发生在统治体内，但战争一定是非共同体间的战争，同一共同体内不会爆发战争。当统治体内爆发了战争，就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分裂体，如国内战争。

19世纪40年代，荷兰裔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认为：“我们仍将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国家力量，因为一个大国不讲究实力就意味着它终究要被征服和灭亡。已往凡是沉溺于安逸无备状态的帝国无不崩溃。同时，我们也一定不要怀着轴心国家领袖的丑恶的信条，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如何扩张势力和最后统治世界”。［7］既要做独立自主的国家又不做世界统治者的信条，是既独立又调和的财富思维，旨在势均力敌。每个国家都有理由做世界的统治者，但绝对不是狭隘到只为本国的财富而努力奋斗，是要做起平等相待的世界负责行为。

让财富视野放到全世界去考虑，为了缩减空间距离，科技的发展使得遥遥相遇成了举手之劳。为了跑赢资产折旧的速率，大都市不分白天黑夜地劳作，生活在全天候发酵，思维在黑夜里闪耀。至此，人与世界不是变得越来越异化或同化，而是如何匹配。快节奏的时代，一切都跟着节律快起来，快餐生活、闪电情感、效率工作等越来越多。

杨国荣等人体会到：“现代人一天到晚致力追求更强有力的手段，却不知目的何在。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社会对效率而追求，已经使我们忘记了追求效率为的是什么”。［8］现在的人是现代化的忙碌。不是被别人推着那样做，就是被自己劝勉着那样做，快了还要更快，否则，有点苟活于世的味道。

所在区域的发展优劣，不应成为待遇优劣的尺度。更不能说，落后地区的贡献一定比发达地区少，何况，往往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成全发达地区，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向发达地区。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供给与需求的交互匹配线路。21世纪的中国正在崛起，再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构想。具有推动力的贸易产品，必然与过去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有所区别。

［1］Hobbes， T. with an essay by the late W. G. Pogson. Smith.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l and civil ［M］. Charleston：Forgotten Books， ［1651］ 2008：46.

［2］Carlton， C. Charles：The Personal Monarch ［M］. London：Routledge， 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

［4］［英］麦金德（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34.

［5］Engdahl， F， W. Century of war：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M］. Concord：Paul & Company Publishers Consortium， Inc， 1993：8.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1.

［7］［美］斯皮克曼（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12.

［8］杨国荣，温带维. 中国文明与自主之道［M］.香港：汇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