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与供给的有效衔接，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共同影响着存在感，任何单方面的环境决定论都将失去完整的意义。

自然环境决定论的缺陷：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曾经断言：“通过气候条件，我们能意识到刺激兴奋或沮丧消沉，并且我们可以知晓一个人向北走或向南走，文明的分布与我们期望的那种东西相一致的，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气候经验的基础之上”。［1］亨丁顿提出气候决定文明程度，并直言人们对气候影因子的影响作用知之甚少。2011年，香港大学的地理学者章典及其团队，运用欧洲公元1500—1800年间的统计数据，得出气候变冷导致农作物产出下降，使人口锐减，造成物价上涨、社会动乱、战争、饥荒和人口迁移等系列问题。［2］这是公元1500—1800年间的欧洲。

气候究竟该停留在什么区间才叫适宜？恐怕没有谁能回答清楚。何况，人类自身在不断进化。当自然环境变化时，万物随之变化。2006年，英国气候研究专家蒂莫西·约翰·奥斯本（Timothy John Osborn）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中世纪890年到1170年存在气温异常偏高的暖期，而1580年到1850年则是气温异常偏低的小冰期。［3］然而，1337年到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自然不是暖期或冰期，也并非缺吃少喝。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托马斯·阿尔曼德（Christopher Thomas Allmand）说：“一般而言，中世纪以宿命论来承认战争。它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与饥荒、食物和瘟疫联系在一起，作为神对所犯罪过的惩罚示威。…探寻过所谓百年战争之原因的历史学家在哪里？传统上，认为1337年5月，法国菲力六世国王收回阿基坦公国，瞬间导致了战争爆发”。［4］英法百年战争，每次开战也不是在气候异常或资源匮乏时。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兼殖民者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伊莎贝拉的资助下多次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及邻近群岛，不愿平白无故交出财富的土著人，只能与殖民强盗奋起战争。1521年，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兼殖民者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支持下，于1521年抵达菲律宾群岛，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战斗而客死他乡。16-18世纪，正是欧美殖民扩张的黄金时期，大小战争多因殖民战争所致，一边想着去巧取豪夺奴役人，一边反抗着要自己当家作主，还有列强瓜分殖民地的争斗。三方矛盾触发，战争危机跌宕起伏。该时期的战争并非因缺吃少穿所致。美国独立战争之前，1756—1763年，为了争夺北美殖民地控制权，英国与法国爆发战争，并战胜了法国，也导致英国和法国付出沉重代价，英国不得不在北美加重盘剥来拿回成本，不满英国本土政府的北美拓殖者在法国的援助下发动了独立战争。在美国独立战争的熏陶下，法国内忧外患，与灾荒相呼应，一起促成了法国大革命。以色列的气候学专家茱迪·纽曼（Jehuda Neumann）研究认为，1788年春，法国发生旱灾，农作物收成差，该年7月份又出现冰雹，而1788年和1789年的冬季则十分严寒，出现粮食短缺，导致严重饥荒，到了1789年大革命正式爆发。［5］前期干旱、中期冰雹和后期寒冷，是当时法国社会危机的诱因。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拿破仑为了保护革命成果，凭着军权才能接管法国，不是因为气候变化而发动企图征服欧洲的军事行动，前期是为了反对欧洲各国的君主专制，后期是倒向个人独裁的霸权主义。16-18世纪的欧美并非单一的窘迫动乱，多因欲望泛滥。即便赶巧，气候变化确实导致过战争、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之类，那么，一旦将时间尺度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完全相反的实例。1999年，爱尔兰经济学家卡尔·惠兰（Karl Whelan）研究表明，1845—1850年，是爱尔兰19世纪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这次饥荒，是由于土豆减产，因为神秘的真菌——晚疫病，1845年拥有850万人口，1851年，只有650万人，1881年下降到517.5万人，1901年继续下降到460万人，在1850年到1910年间，移走人口420万人。［6］爱尔兰大饥荒不是因气候变化所致，也未导致战事，作为英国所属的殖民地，爱尔兰的独立战争始于1919年后，并于1921年结束，完全是觉醒的精神在起作用。

历史上因气候变化加快战争爆发的有，同样，气候变化加快战争结束的也有。例如，大雨导致误期的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以推翻暴秦；1812年，不可一世的法兰西共和国皇帝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的过程中，因天气严寒，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彻底覆灭。

在没有温度计的时代，究竟各年份的温差如何，难有准确说法，一切都是模拟的事实。何况，农作物收成多寡并非一定是气候所致，还可能是病虫害的影响。发动战争的理由千奇百怪，何止于物质短缺。美国政治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分析：“战争根源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存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中的乐观的幻觉”。［7］胜利的幻觉挑起战争，成仁与苟活，精神需要不同，还可以是荣誉感与成就感、权威等综合复杂诱因。若将战事划得更细致些，还会和争权、争女人、争信仰等相关。战事挑起后，共同特点是社会危机全面呈现，生死难料，寝食不安，专业生产与休闲活动俱受影响。

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配置：人与自然的供需关系组合，存有阶段化的主要特征，见表1。在狩猎与采集时代，知识匮乏，协作劳动，主要靠自然生成来供给，全是原生态的纯绿色食物，不断整体迁徙去寻找适应的环境，人文活动以顺应自然为主，居无定所，既无城镇也无乡村，人口十分稀少。据加拿大研究人员吕克-诺曼德·泰利耶（Luc-Normand Tellier）推测，大约在公元前一万一千年，开始发展农业，在此之前，世界人口从未超过1500万人。［8］

表1　人与自然供需衔接的主要阶段

续表

随着知识的增长，对自然界有所了解和掌握，由顺应逐渐转变为对大自然的利用，力求天人合一。季节性的农耕技术、驯养牲畜以及手工作坊生产，乡村与城镇的固定聚居点产生，以占据优越的环境为落脚点。形成以乡村为主体形态的人文空间，人口较前一阶段大幅增长，但绝大多数都分散在广大的乡村，人口密度偏低。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算，公元1800年，世界人口总量在8.13亿人至11.25亿人之间。^[4]金属手工业的发展，私有化财富的差距悬殊，形成森严等级，使得人口不再整体迁徙，迁移具有等级分化的局部特性。此时的交通不便，本土化的宗族观念强化，以人力和牲畜力生产为主，手工业和农耕活动造成局部小范围的污染。战国时的《韩非子·内储说》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9］以柴火作燃料的时代，弃草木灰于公共道路，确会导致呼吸与视觉受阻，在人马疾行的大道上必酿成祸害。

工业革命后，机械化大动力派上用场，对大自然有了更为细致和渊博的认识，从过去利用自然变为克服自然。扩大了原本人力、牲畜力所不能企及的劳动对象，改良了手工业时代的生产工具，劳动质量大增，并开始向非农业活动场地转移，逐渐以城镇为人文景观的主体。机械化促进投入产出的快速增长，人口大增。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全球已有73.466亿人。工业革命前，世界人口总量从未突破10亿。机械工业，使得非农业劳动对象在城镇放大，地区间的交通运输变得便捷，本土化的宗族观念开始解体，渐渐让位于更为灵巧的家庭结构，财富向城镇集中，人口从分散的乡村景观向城镇景观转移集聚，城镇人口密度增大。在高成本基础设施的有限配套下，人口聚居与规模化生产让城市变得拥挤。此时规模化集中生产的实力强大，但是，欠缺智能化的预警技术，若不能处置好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利弊集散问题，则会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

全面的智能化时代，将会创建适宜的自然环境，交通流畅，自由迁徙，城乡差异缩小并趋同，人与人的劳动质量差异甚小，家庭成员变得平等并自主。按照智能化预算，自主调节适宜的空间密度，任一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都能进行标准化保证。有环境污染时，会自动预警并阻止。存有隐患时，会自动醒示回避。身体病变时，也会善意报告。由此种种，形成自觉环保的标准化风尚。那时，人与自然的高度统合。

《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0］这句话的成立必有其先决条件，绝不是空穴来风。倘若天地对待万物，抑或圣人对待别人都是同等的，不会因自己的供需平衡而废别人，抑或因别人的供需平衡而弃自己，也就无所谓仁与不仁，全靠平等自觉，那便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等统合。

［1］Huntington， E.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M］. 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1 ［1915］：2-3.(www.daowen.com)

［2］Zhang， D， D；Lee， Ha， F；Wang， C；etal. The causality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and large-scale human crisi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108（42）：1-6.

［3］Hughes， L.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global warming：is the signal already ［J］. 2000， 15（2）：56-61.

［4］Allmand， C， T. The Hundred Years War：England and France at War C.1300-c.1450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88］：6-11.

［5］Neumann， J.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that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Weather：2， The Year Leading to the Revolutuon pf 1789 in France ［J］. Bulleti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1977， 58（2）：163-168.

［6］Whelan， K.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long-run effects of the Great Irish Famine ［J］.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 1999， 30（1）：1-20.

［7］Evera， S， V. Cause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M］.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14.

［8］Tellier， L， N. Urban world history：an 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M］. Québec：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u Québec， 2009：26.

［9］［战国］韩非（盛广智译注）.韩非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118.

［10］［春秋］老子（周生春注评）.道德经［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1.

【注释】

[1]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Face to face with Obama ［EB/OL］， 2010-04-14.http：//www.abc.net.au/7.30/content/2010/s2872726.htm.

[2]http：//www.unodc.org/.

[3]http：//archive.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4]U. S. Census Bureau. World Population：Historical Estimates of World Population ［J/OL］. Washington， D， C.， 2015-07-09.http：//www. census. gov/population/international/data/worldpop/table_history. 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