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一切介质，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行为思想塑造之外的天然环境，人文环境是人类行为思想塑造的人为环境。自然环境是制约人的先天因素，自然界的范畴远大于环境，包括尚不可及的空间。

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污染的关系：各方学派对环境变化的看法迥异。宇宙学家认为，宇宙加速膨胀，会使温度下降，世界将变成冰。环境学家认为工业生产释放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学家提出寒暖相间的冰期与小冰期，气候呈周期性变化。经济学家又认为气候变化与经济系统存在交叉影响。

人影响着自然，自然也影响着人，动物同样影响着自然，自然也同样影响着动物。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告诫：“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

显然，人与自然环境共事相依，除了要改变自然环境，还必须改变自己。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并非始于工业革命，自人类诞生的那一刻，已经开始。在自然法则面前，人人都民主平等，一切不平等都是人与自然环境的作用结果。2010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公民都采取澳大利亚和美国当前的生活模式，那我们所有人的情况都会十分糟糕，地球无法承受，…还有印度、巴西和其他国家正在寻求同一条道来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碳排放国，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实际办法”。^[1]发达国家有实力在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赢得慈善角色，但环保不该成为生活标准下降或无法提升的缘由。美国在1998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然而，2001年3月，布什政府拒绝了《京都议定书》。2017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牵头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若是害怕发展中国家过上欧美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就不是地球能否承受的问题，而是能否一视同仁。

人类从原始的狩猎采集到刀耕火种，直至机械工业时期，乃至未来的智能时代，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后，更新的问题必然又会产生。所以，对世界乃至对人类社会均无限可知，也无限可为。

在产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实际需求的伤害均可视为污染，包括人文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行为与保护观念早已有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建议“如果有人故意糟蹋他人的水源，无论是河水还是蓄水，被投毒或挖掘，或偷盗，受到伤害的一方须向城市守卫长提出案件诉讼并递交他在写作中的损失”。［3］柏拉图将水资源的保护工作上升到法定程序，不可谓不先进。《孟子·梁惠王上》警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4］不胜食、不胜用的观念，含有人地关系持续协调的环保理念。

工业化大生产以来，劳动对象在扩大，劳动工具在强化，劳动者的需求与消费也在增长。大规模过度攫取，造成环境污染事故。对于环境污染现象，并非都显悲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基恩·格罗斯曼（Gene M Grossman）和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使用数十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多种污染指标与人均GDP的关系，得出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存有倒U型特征，经济增长起初会造成环境恶化，人均GDP在8000美元时，多数环境指标会出现拐点。［5］该曲线，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先增大后缩小的倒U型曲线假说相似。

例如美国研究人员罗伯特·考夫曼（Robert K Kaufmann）等人利用23个国家1974-1989的序列数据分析得出二氧化硫与人均GDP存在正U型关系，其中3000美元到12500美元是转折点，与生物质燃料转向化石燃料有关。［6］选取的时间尺度和空间面板尺度以及计量方法的差异，使得样本统计并非具有严格的普适性。不过，倒U型曲线比正U型曲线更符合需求愿景，毕竟，没有谁愿意拿着钱找罪受。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异同关系可表示为：

面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不端行为，按照既有的净化依据对自然环境再改造。环保的职责有二，一是对已污染的修复，二是对未污染的持续保养。弄坏好东西容易，修复坏东西不易。《礼记·中庸》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万物不相为害，皆是长生之物。然而，岂能完全阻绝。反过来，不可能始终受益。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深度、广度和速度的影响越来越大。将环境中分散的力量整合聚集后再骤然释放，其力必撼天动地，即便逐渐释放于局部区域，也难得消受。力量是积蓄起来的，力量不是一直地释放。若将各类物质化合在一起变成另类更具威力的物质去突然释放，不仅是人的不适应，也是自然环境的不适应。

那么，就要控制其极限，使每个分量上升到所不能对其他物质有害的程度，使每个分量下降到不能对其他物质有害的边界。一切改变自然环境之说，不过是归还于自然环境而已，要么是将事先零散于自然环境的对象集中加工后归还，要么是将原本聚集于自然环境中的对象物拆散加工后再归还。

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Laurence J Pet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一个原理：“在我对数百计工作不胜任案例进行了分析之后，使我得出了彼得原理的公式：在层级组织中，每个员工都有可能晋升到他所不胜任的水平 上”。［8］彼得原理又叫梯子定律。很坦然，按照阶梯逐级晋升到所不能胜任的层级，对自己而言是虚荣无能的苦恼，对外界而言又是损害，至少不是有益组合。届时，除了通过不断自我补习来提高胜任能力外，别无出路。否则，不是人才浪费，也是徒劳无益，便酿成人文环境污染。

人文环境污染与塑造：环境污染，并不局限于空气、土壤、水资源等自然环境圈层，当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掺入精神行为时，就成了人文环境。不过，习惯上，一般是将人为渗入自然环境却暂没反馈出有害的环境叫原生态，视其产出为绿色。又将人为浸入自然环境且反馈回有害的环境叫生态污染，同时，视其产出是污物。人文环境不再适宜人的需求时，就认为那是人文环境污染。

德国社会学家海拉德·威尔则（Harald Welzer）认为：“祸患并不存在于毁灭进程的终端，而在于无人认识到自己行动具有毁灭性的那个时候”。［9］其实不然，很多情况下都是明知故犯。具体地说，人文环境污染广涉战争、分裂活动、恐怖袭击、自杀与发泄、海盗与陆盗、黑恶势力、民众与政府冲突、腐败与独裁、圈子文化、虚假与诈骗、失信与失控、歧视与不公等等。如此众多的人文环境污染现象，要消化这一切，离不开有效的人文净化。

和平的大发展背景，要命的人文环境污染无非是谋杀。全球的繁荣大发展以及科技侦破手段的震慑与防范，近20年来，尽管谋杀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但是，谋杀率高低与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低并不会一一对应，见图1。2015年，平均每十万人中的谋杀犯罪件数，美国是4.88，韩国是4.41，加拿大是1.68，法国是1.58，英国是0.9，而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均在0.7以下，中国台湾也仅有0.82，与德国的0.85接近，日本也仅是0.73。同为中等偏高的经济水平国家，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的谋杀率分别高达26.74、16.35和11.31，南非更是高达34.27，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印度的谋杀率却只有2.53。

治理人文环境污染，少不了教育的引导和正义的启发。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直言：“回顾我的一生，不但没有遗憾，可以说尽是些愉快的事情。但是人的理想是无穷无尽的，若想抱怨的话，仍然不胜枚举”。［10］再看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的坦白：“为了实现民主主义而献身斗争，为了搞活经济、开启南北和解之路而不懈努力，我的一生虽然有遗憾却没有后悔。我最畏惧的就是历史对我的审判。我虽然可以欺骗世人一时，但是却不能欺骗历史。历史始终都站在正义之侧”。［11］(www.daowen.com)

图1　各国各地的谋杀率

数据源自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2]、世界银行数据库^[3]及各国官方统计局

在原始社会里，一切都是透明的，坦荡荡地有来有去。私有化的发展，不仅商品财富私有了，精神荣誉也私有了。通过衣着或铠甲来装饰，不仅是为了私有，更是为了安全保护，这与通过力量或公正司法来确保财富不受侵犯是一个道理，实际是拒绝随意侵犯。但是，身体和其他财富又不同，其他财富是其派生。一切财富，都是以生命为本，即使是舍生取义，那个义也是有生之义。

民国时的教育家李宗吾说：“一日偶然想起三国时几个人物，不觉恍然大悟日：得之矣，得之矣，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12］东汉末年，中央政府政令不畅，军阀割据的混战年代，各有各的官方背景，各有各的民间认可，寻找改良的模式，不外乎是：没有家天下的人人之天下，不管谁上去，都是一样共好。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9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3］Plato（Edited by John M Cooper）. Plato Complete Works ［M］. 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7：1507.

［4］［战国］孟轲（李建国注）.孟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5］Grossman， G， M.， 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2）：353-378.

［6］Kaufmann， R， K.， Davidsdottir， B.， Garnham， S.， etal.. The determinants of atmospheric SO2 concentrations：re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8， 25（2）：209-220.

［7］钱玄、钱兴奇、徐克谦等注译.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715.

［8］Peter， L， J；Hull， R. The Peter Principle ［M］. London：Pan Books Ltd， 1970：22.

［9］［德］海拉德.威尔则（史行果译）.不平等的世界：21世纪杀戮预告［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184.

［10］［日］福泽谕吉（杨永良译）.福泽谕吉自传［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272-273.

［11］［韩］金大中（［韩］李仁泽、［中］王静、高恩姬译）.金大中自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60.

［12］李宗吾.厚黑学［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