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得到充分供给，那都是一幕一幕美好的历史。一旦有人得到有效供给，另有人得不到有效供给却无法安抚需求时，则会出现问题。

迥异的历史周期：世界诸国并非存在相同的历史周期，如表1所示。这里所讲的国家政权，其统治疆域，以覆盖其文明渊源的地理空间为标志。最好的地理界限无非是气候适宜的山川，山脉未必能滋养，但水域必不可少，无不沿着河流、湖泊与海岸孕育生机。故而，中国的统治以达到黄河以北及长江以南为其标志，英国以覆盖泰晤士河流域为其标志，印度以覆盖恒河流域为其标志，俄罗斯以覆盖伏尔加河流域为其标志，巴西以覆盖亚马逊河中下游和巴拉那河上游流域为其标志，巴西凭借其854.7万平方公里的沃土将能成为世界强国，美国以覆盖密西西比河流域及五大湖沿岸为其标志，四面环海的澳大利亚，其大统国政以东南部的墨累河流域与达令河流域为其标志，河流众多的日本岛国，则以覆盖利根川流域、信浓川流域、多摩川流域与淀川流域为其标志。环海、沿河的洲岛，若要分立国别，最佳地理空间界限仍是内河。

表1　部分国政代的历史周期比

王朝兴替的方式，其一是家天下，进入孤儿寡母或无人继承的地步；其二是连连征战，内忧外患太甚；其三是苛政与腐败，受压者被迫反抗；其四是上层分裂，各自裂土称雄。其五是灾情严重，民众将灾难推卸给当局。英国于公元829年建立西萨克森王朝，先后更换11个朝代，平均周期为103年，但英国与欧洲王室的长期联姻，使得各个王朝都存在的血统关联。印度的孔雀王朝在公元前324年立国，此后历经7个朝代，平均周期为191年。俄罗斯的首个朝代建立于公元882年，过去3个政权的平均周期为365年。巴西从1822年建立巴西帝国以来，共涉3个朝代，过去2个政权的平均周期为71年。美国与澳大利亚立国以来，一直尚存，曾经皆为英帝国的殖民地，带去的殖民文明种子，却因鞭长莫及成就了另起炉灶。日本于公元前660年至今，王朝尚未更替。

历史的遗传与变化：历史既有遗传惯性，也有变化特色。历史的遗传性源自人的遗传惯性，文化必然有一定的遗传惯性，这是文化底蕴。有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就会有相应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家庭背景、区域背景、国家背景和世界背景对行为和精神都有所影响。又因主观能动的创新，历史还有变化的一面。自然环境的约束、人的相互制约，任何人都具有一定的改变性适应。所以，不会一如既往地保守，而会有所突破，这个变化的突破，可视为创新，包括物质创新与精神创新。历史的遗传与变化交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的相似程度只会越来越低。

王朝更替，也许本质上没有带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多少优化，但是每次革命至少都是为了阻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倒退。所以，倒不如主动去改革。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是法律法规条款不好，也可能是执行得太糟。

改革创新，既优化自己的需求，也优化别人的需求，既优化自己的有效供给，也优化别人的有效供给，是共赢模式：

优化总有效需求（t）=优化总有效供给（t）

优化总有效需求（t）=优化自己有效需求（t）+优化别人有效需求（t）

优化总有效供给（t）=优化自己有效供给（t）+优化别人有效供给（t）

只要把握住改革的节奏，历史过程就不是王朝更替、政党存亡的必经之路。每个改革的过程，是救人与自救的过程。把握住改革创新的生命力，历史的类型也相应地就诊了。那时，历史的成败就成了改革的成败。具体而言，人类总是朝着越来越美好的方向在进发，绝不是同一高度的周期循环，而是渐行渐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历史的过程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在努力，如表2所示。历史过程与其他横波周期或物理运动周期并不完全一致，历史过程掺入的是人为主因，其过程变化不会具有严格的数理模型。

原始人类因为劳动质量低下，生产水平挣扎在生存边缘。此时，人类的知识量增长不多，劳动质量无明显变化，财富总量长期不变，兴衰的起伏波动也不大。因为主要是集体劳动，共同协作靠天吃饭。当然，也不排除偶尔独自外出的冒险行为。季节性的自然环境变化都是其兴衰的转折点，在收获的季节里，食物丰盛些，温饱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在食物枯萎的季节里，温饱难免出问题。族群通过潜移默化的习惯来解决一切公共事务，显得既简单又可靠。

表2　历史变革的主要阶段性规律

随着部分人率先掌握了致富的知识，其劳动质量已能摆脱集体的局限，人与人逐渐有了贫富贵贱之别，人类社会也就出现了与私有程度相伴而生的等级序列，人奴役人的习性强化。这时，科技知识开始专业化分工，劳动质量普遍提高，整体生产水平在前进，财富总量缓慢增长。一旦少数操控公权的统治阶级忽视了人们的最低私有限度时，就容易制造出强烈的两极分化，生活受胁迫的贫苦大众起而抗争，直至紧张的差距关系得到缓解。在人力、牲畜力与手工器械驱动的等级制时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抱团的家族宗亲，以此组成权力的王朝，随着家族宗亲的兴衰而更替变迁。由于没有谁自愿放弃私有制，甚至拥有私有制的人还想得到无限更多的私有制，常通过革命武斗的方式来完成历史过程的变革。(www.daowen.com)

工业革命后，科技知识突飞猛进，劳动质量大增，人的觉悟普遍提高，财富加速增长，人奴役人逐渐转化为人奴役机器。有足够时间来反思自己以及外界的不足，并适时加以修正。此时，交通工具不断更新换代，时间距离不断压缩着空间距离，信息传递也日趋流畅，高不可攀的等级阶梯被拉低。灵巧的家庭小型化派上用场，庞杂臃肿的家族制走向衰落。人力牲畜力逐渐让位于机器力，人与人的胜负无须像过去那样经由暴力革命来完成，通过远距离的科技成果较量即可，科技先进与否成了关键。

到了智能化生产生活阶段，一切均可事先进行标准化预置，自觉完成相应的目标任务即可。机器奴役机器，人的劳役得以充分解放。高度自觉地按标准质量进行各项活动，财富出现高速增长。不仅在地球上探索财富，还可能会在地球以外的空间寻找财富。人与人、人与公共的冲突也会通过媒介曝光。

人类社会的终极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劳动对象的产出极限和劳动者的投入极限以及人口的需求极限。即使技术在改良，但若劳动对象的产出无法继续扩大或是人口的欲望需求无限，再多的劳动者和劳动产出都是徒劳。如若强制挤压产出，破坏了生态环境，还会坠入增长倒退的困境，除非人类始终能寻找到有效途径，去扩大劳动对象的新增财富产出，才会避免此阶段的产生。

图1　公元1年以全球人口总量与GDP总量

注：1973年以前的数据源自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历史资料，此后的经济数据源自格罗宁根大学的增长与发展中心数据库^[1]，均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国际元计算，此后的人口数据源自联合国人口基金^[2]

财富增长的最好印证，无非是人口和经济总量，见图1。从公元1年到1700年，全球人口量和GDP总量增长2.61倍和3.62倍，年均增长率分别是0.057%和0.076%。公元1700年到1950年，是工业化前夕和工业化新兴时期，全球人口量和GDP总量分别增长4.18倍和14.37倍，年均增长率分别是0.57%和1.07%，较过去快了10倍之多。20世纪60年代，移动通讯、机器人、互联网等智能设备逐渐开启。1950年至2015年的65年来，全球人口量和GDP总量分别增长2.91倍和11.15倍，年均增长率1.66%和3.78%，增速更快。目前，人类正处于工业机械化向智能化转换的过渡阶段，改革创新，使得和平与增长成了主要话题。二战后，工业化向世界普及，国际关系紧密，改革创新成了各国的新追求。

美国独立运动以来，在1861年到1865间爆发了解放奴隶的内战，此后，再也没有爆发过革命运动或内战，每届总统的施政纲要，其实就是任期内的改革创新。1688年，英国爆发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革命运动，很快进入工业化时期，再没发生过革命运动，但历届政府都在改革创新。1871年，法国无产者组建巴黎公社，这是国内的最后一次革命运动，此后全是改革创新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了苏联的最后一次武装革命，即使后来遇到了苏联解体问题，也是改革创新滞后的结果。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君主王朝，从此走上改革创新轨道。1946年，意大利正式废除君主制，开启了共和制，最后一位国王翁贝托二世及其家属被赶出国门，走上改革创新之路。日本于1945年失败，促成了自我革命，往后，变成君主立宪制，形成了改革创新的和谈局面。印度直到1947年才通过革命式的民族解放运动摆脱英国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独立后的印度走向改革创新。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运动致力于推翻上千年的专制王朝，直至中国共产党经过再次革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又进入实质性的改革创新时代。

当富人与贫民、官贵与民众、民族与种族分离于不同的区域时，潜移默化的群体隔阂会壁垒分明。当幸运与不幸、健康与病患、需求与供给无法衔接转化时，不可调和的状态会倍感无助。而那些伟大的革命家，就如同治病疗伤的妙手神医。

［1］［春秋］左丘明（李梦生注）.左传今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74.

【注释】

[1]http：//www.rug.nl/research/ggdc/data/.

[2]http：//www.unfp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