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感慨：“正直但无知识是软弱的，也是无用的；有知识但不正直是危险的，也是可怕的”。［1］这是知识带来的力量，知识可以让主观标准发生变化。每个人都应掌握基本知识，供以日常生活自理。19世纪的美国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将这些基本知识叫做“常识”。［2］不同时期以及不同文化群体，所应掌握的基本知识也不尽相同。此外，适于行业运行的，是专业知识，劳动者都应必备。颠覆既有知识的，是创新知识，人类知识的增长源于此。

始发化阶段：人类知识得以完整传承，是在成套的文字记录产生时，清贫的简陋符号只能记录部分关键知识，没有文字的话语易被遗忘。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当图画只表示一件事而不表示固定词的时候，那还不是文字。等到图画能表示每一个词的时候，不但笔画简单，而且更重要的是图画和有声语言联系起来”。［3］

人类的语言或文字到底有多少种，恐怕无人能答。原始部落时期，肢体语言就够用，知识弱浅。当知识增量到无法用语言保存时，就诞生了文字，不断创造新的文字和字词组合来表达新知识。语言学家曹伯韩认为：“在文字产生以前，还有结绳时代与文字画时代。…进一步，变为简约的图形。…再进一步而采用表意文字。…进一步的时候，便知道借用一定的表形文字来表 声”。［4］最初的文字，是记忆符号或实景临摹，随后形成共识的字符，与货币的形成相似。

至今，文字改造尚未停止，文字符号越来越多。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1966年，语言学家周有光总结：“多次发掘，一共得到有字甲骨十几万片，整理出4000多字，已经释读了1000多字”。［5］文字量已满足当时的书面交流。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收录汉字9353个，宋代司马光修《类篇》有31319个字，清代张玉书等人编撰《康熙字典》收录汉字47035个，1994年冷玉龙与韦一心主编《中华字海》收有85568个汉字。

英国语言学家罗伯特·亨利·罗宾斯（Robert Henry Robins）分析：“书写文字（最初是象形文字或方块字），在埃及和世界其他地区如中国和中美洲各自独立地发明出来”。［6］文字不仅是语言的凭据，更是文明的凭证。各地的文字即使不是原创，起码也是在接触外域文字的同时加以了改进。中国的文字读音一度不统一，同一文字的叫法不一。只能根据统治者的定位来不断调整标准语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国务院颁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且还纳入了宪法。现今的人类掌握太多知识，须专业化的字符来记录。

知识的始发化阶段处于成套文字诞生初期及其以前的原始部落时代，随着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分化，技术的传习，不仅需要周全的语言来辨别，还得用必要的文字来标注。商业贸易产生后，账目的往来、商品的运营、人员的管理等，不仅要语言，还得用必要的文字来识别。该时期的知识量很少且很分散，多是用作日常生活所需，按照意愿去改造大自然的专业力量微乎其微，知识处于无限不可知状态，解决问题的方法少，生产工具主要是便于就地取材的草木、土石等，稍加打磨即能实用，冶炼技术局限于熔点低且矿产富集的金属，如青铜。

流派化阶段：《周礼·地官》记载：“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7］在中国先秦时，要求贵胄学会六艺知识，便足以参与当时的社会分工。同时代的西方，以古希腊为文明中心。古希腊的教学活动是在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记录其老师苏格拉底的谈话：“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算学这个学问看来有资格被用法律规定下来；…让我们定下来吧：几何学作为青年必学的第二门功课。…我们把天文学定为第三门功课，…不让他们年纪轻轻就去尝试辩论”。［8］苏格拉底主张先教学音乐（含文学），后体育（含军事），青年必学算术、几何和天文学，辩证法不宜学得过早，古希腊的课程结构依然简单。

该时期，乐于思索万物本源和终极归属，但缺乏方向感和步骤感，多是理想化假设，无论是东方诸国，还是西方世界，都是贤圣辈出的时代，使得集大成者多。侧重以门第观念构建文化世袭集团，进而塑造并捍卫不可动摇的文化地位。

大学在西方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法国是其发源地。美国19世纪的中世纪教育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指出：“大学与大教堂和议会一样，是中世纪的产物。…希腊人和罗马人有高等教育，但其与大学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概念。…1180年巴黎有了第一个学院”［9］。经过13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新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成果交相辉映，糅合出综合性的教育学科。17世纪中期，欧美的高等教育增加到十多门课程。

汉朝的官方教育以传统六艺的经书为主；同时，根据朝堂需要，及时荐举或选考奇才异士。隋朝官学，增加了书、算、律、医等学科。公元607年，隋炀帝下诏：“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10］唐朝科举考试大体沿袭隋朝旧制，设科目十余个。宋代，郡县开始办官学，积淀了三年一次的地方、礼部、殿试等三级科考制，科目繁多。明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分三场，仍以四书五经为重，还出现了从事翻译工作的“四夷馆”。细缕、车辂、陶冶、乐器、刀鞘、油漆、木工、石匠等百工技匠，则由奴婢和庶人充任，实为私学。音乐舞蹈的培养，一直形影不离，如西周时的大司乐、秦汉时的乐府，明朝的神乐观、教坊司和钟鼓司，清朝的乐部。当然，官办的教学内容，民间也会零散存在。

中国科举考试终止，并不意味着考举制结束。在科举考试以前，选拔官吏除了世袭，便是文治或武功来完成，或是面对面的策论与展示。科举制兴起后，人才选拔另有考举规程。考是指素未谋面的考试作答，举是指相互信得过的保举推荐。18世纪的工业化以前，学科领域的知识流派根深叶茂，各有各的适用范畴，中国的四大发明均产生于此阶段。

碎散化阶段：专业化的劳动，使得劳动越来越擅于操作性强的具体细节，但缺乏枝节间的融会贯通，盛产专偏才，学科专业越来越细、越来越多。1999年，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和高校招生委员会发布联合学术编码系统，学科专业共分为20个大类学科、149个二类学科、652种三类学科及487种四类学科。^[1]2012年，三类学科增添到709种，四类学科也增加到694种。^[2]1990年，美国教育部公布，全美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有52个大类、339个中类和1066种专业，2000年则增长为60个大类、391个中类和1588种专业。^[3]学科专业大幅增长，是专业知识不断细化的必然结果。

洋务运动以来，学制渐与西方诸国接轨。1904年，光绪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共分8科46个专业。［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3年，国务院和教育部联合批准专业目录，全国高校共设专业510种。1987年，学科门类大增，全国共设11科和850种。［12］2011年，全国本科院校共设置13个学科大类，120个学科中类，506种专业，另外，军事学专业不少于19种。2012年，教育部公布的高职高专专业，共设有1073种专业，设有19个学科大类以及几十个浮动的中类。全国本科与专科的专业种类合计上千种，再加上各类中等专业学校的特色专业以及自主设置专业和民间特色教育，劳动分工已经十分庞杂。

18世纪及其以前，数年的高等教育只需一张简单的课程表就能标明，现今，每学期都在轮换新课程，学生对每门课程的掌握程度不会那么深入，通常只是知晓大概。只不过，有了半生半熟的感觉，稍加践行，就容易提升知识。师生关系不再是浓缩技能的师徒关系，更不会直奔生存之道。需求的增多以及专业知识的累积扩张，开启了公共授课渠道。职业传承由众多师资力量共同完成。

行业门类不断细化后，专业知识被割裂成不同生产环节的片段知识，对劳动者而言，只需执掌生产环节即可，过去粗线条式的专业分工随之瓦解。各业各环都处于有限可知的状态，未知的正在被逐渐突破，对待未知，也不会像以往那样盲从，更愿亲自为专业所在的未知领域揭开神秘面纱或是等着解答。

融通化阶段：此阶段，可知的都被融会贯通，创新手法和创新成果更快更准，利于不断发现新知，进入无限可知状态。所以，满怀信心地探求未知领域，这是未来的大知识时代。差异化对待的文化圈子进一步降解为个体化文化，自主经营与自主认同性较强。文化阶层流通推向文化个体互动，自主化的自觉文明尤为重要，否则，将会酿成相互隔阂的个体文化。

既有实际的细节可操作，也有大的方向感和步骤安排，还能做到各个领域的集大成，实际是综合化发展水平很高。这是漫长的过程，必须以高度智能化为前提保障，才有足够的自主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科教和哲思。2014年8月，英国《每日邮报》称，有证据表明，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丹麦和澳大利亚人的智商出现大幅下降的趋势，并会延续到今后。^[4]

智能化，使得专业劳动可以交由自动化设备来代行，那么，劳动者就解放出来。这个解放首先是争取到自主时间，有了充分必要的时间，才能增量学习各行各业的知识，没有时间和精力显然不行。劳动者只需掌握关键要领，交由机器代行劳动，余下的闲暇时间既可用于专业知识的自主提升，也可用于各行各业知识的全面通识，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由和快乐，也就不存在为了劳动成果而不得不高强度劳作的胁迫感。中国清末民初的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又凡百举动皆有机器，无沾手涂足之勤，袯襫耰助之状，不惟无苦而反得至乐，非大同何以得之！”。［13］劳动成了怡趣之事，这种理想化的悠闲效果，正是高度自动化的必然结果，绝非想当然的结果，也不是不可能的结果。

不过，单是学会各行各业知识肯定远远不够，依然是切割式的知识堆砌。最重要的，是将各类知识整合到一起，原有知识的重组也会带来知识的膨胀与创新。集大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内的集大成，一类是专业间的集大成。专业内的集大成是将本专业领域知识的前前后后统领起来，专业间的集大成是将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进行统合。集大成的过程，就必须把知识点联系起来再加工，从中发现新现象。每次社会变革的交接时际，往往出现集大成者，因为那个阶段是前后对比反差很大的阶段，也是问题全面爆发且新问题突出的时期。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毅然相信：“最晚出的、最年轻的、最新近的哲学就是最发展、最丰富、最深刻的哲学。在这里面，凡是初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被保存着，被包括着”。［14］晚成的内容并非不好，知识的创新，不能仅仅停留于这不好、那欠妥的埋怨当中，须超越过去。(www.daowen.com)

［1］［英］塞·约翰逊（王增澄译）.拉塞勒斯：一个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14.

［2］［美］.弗洛里安.兹纳涅茨（郏斌祥）.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40.

［3］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3：41.

［4］曹伯韩.中国文字的演变［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3-11.

［5］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76.

［6］［英］R.H.罗宾斯（徐德宝、冯建明、胡明亮译）.简明语言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12.

［7］吕友仁（译注）.周礼译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174.

［8］［古希腊］柏拉图（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11-308.

［9］［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梅义征译）.大学的兴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12.

［10］［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46-47.

［11］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39-393.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局（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23.

［13］康有为（邝柏林选注）.大同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86.

［14］［德］黑格尔（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5.

【注释】

[1]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Joint Academic Coding System（JACS）v 1.7 ［EB/OL］.https：//www.hesa.ac.uk/jacs/completeclassification.htm.

[2]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JACS3 Classification ［EB/OL］.https：//www.hesa.ac.uk/component/content/article？id=1787.

[3]Paige， R.， Whitehurst， G， J.， Phillips， G， W.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2000 Edition ［EB/OL］. Washington：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2-05-08.http：//nces.ed.gov/pubsearch/pubsinfo.asp？pubid=2002165.

[4]Griffiths， S. Are we becoming more STUPID？ IQ scores are decreasing-and some experts argue it’s because humans have reached their intellectual peak ［N］. Daily Mail， 2014-08-21.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730791/Are-STUPID-Britons-people-IQ-declin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