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坚信：“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1］如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天地选定的两类人，奴隶和奴隶主将注定不可变更，社会演变的事实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诊断被历史无情地掀翻。

表1　人类主要阶段的公权与私权渐变

时代的发展：事到如今，似同驯兽的奴隶已不愿存在。没有谁愿意走上更差的道路，除非有更好的理由让其甘愿如此。人类政治历程的主体阶段，如表1所示。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石器时代，依靠潜移默化的集体行动来生存，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科技知识的增长，进入畜牧农耕的定居时代。金属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劳动质量提高，催生了独立性的渐长，集体一致弱化为家族私有，代之而起的是君王家天下及其等级宗法，依靠人奴役人或人奴役牲畜来积累财富。到了机械工业化时代，劳动质量大增，独立性更强，人奴役人、人奴役牲畜转向于效率更高的人“奴役”机械，家族裂变为小型精致的家庭，等级宗法走向平等公法，等级世袭已是穷途末路。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已看到：“历史的发展又经历了家族共同体规模的不断缩小，直到今天，由父母和孩子们组成的家庭是其正常规模”。［2］智能化的推进，人奴役机器弱化，机器奴役机器奏效，家庭依赖性衰减，变得更加灵活自主，靠自觉和公法来约束。智能化做成标准化预置，向公则看齐，代之而起的是职能自觉的平行政治。

科技的发展，劳力向机械动力转换，旧有的劳苦奴役，反而压制了财富增长。苦力、蛮力、手工技匠让位于高效的工业机械动力。“压榨”人力不如“压榨”科技工具，对人的革命不如对科技革命，政治体制随之变革。

原始社会，传递信息靠“人与人口口相传。”是简陋的共同体。人马送信时代，信息传递缓慢，朝堂的公权法律法规常常鞭长莫及，宗祠家法、忠孝礼制道德伦理作用不小，是家族制共同体。哪怕远方犯了滔天大罪，也浑然不觉。因缺乏身份验明，在僻静之地改名换姓，仍能焕然一新，便于周旋。翻山越岭的边疆聚居地，更为蔽塞，自治安抚，使其犹如异族。中国唐朝设有招抚党项族、羌族等民族的羁縻州县，明朝有少数民族的独立治所，如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土官机构，或是地方土官与朝廷流官并用。认为以夷制夷，生乱的动机便会减弱。

全球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互通性增强，交通工具的迅捷与勘测技术的精准，以及人口增长造成的资源空间敏感，国家长宽高的立体意识更为强烈。寸土山河，象征一国主权，如同人的生命权。明确国界，是集体共同的精神边界与实体边界。国家内，仍有相似的壁垒，手工业时代的城墙和院墙，工业时代的防盗门和防盗窗。

受益于信息交流顺畅的新时代，降低了距离成本，还可蓄存特征信息。这时，公共法律法规强化。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说：“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有可能不发生作用或只发生十分有限的作用。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之下，习惯与道德调节却依然存在，并照常发生作用”。［3］但是，法律法规、道德与习惯等并非不变，共同作用在一起，仍具有阶段性的特征规律。

集体服从每个人的时代，公权掌握在每个人的私权中：按人头平均分配的原始狩猎采集，部落首领起到了示范作用和信息传递作用。整体低下的劳动质量，不允许个体分开劳动，那是自寻短路，只能一起劳动且一起分享。需求方式简陋，为了基本温饱而行，难以奢侈。个体私权一样大，公权也平分。深居简出的政府尚未形成，办事议程是全员参与，个体对劳动成果以及决议事项的影响力均等。统治者是生产劳动者，生产劳动者也是统治者。统治办法是平均主义，集体服从个体，个体也有同等的力度去左右集体。人与人处于相互制衡的朦胧状态。该时期，并无国界意识，只有集体观念，该时期介于氏族部落公有制到私有制产生以前的漫长时代。

此时，个体乃至集体的劳动成果，只能维系生存和延续后代所需，并无多少财产存量。除了部落集体间的争夺，内部并无值得争夺的财富，私有制未出现。个体分开劳动，反而导致劳动质量总和小于齐同劳动时的劳动质量总和。因此，不敢分开劳动。

多数服从少数的时代，公权掌握在少数人的私权中：经验知识的提升，劳动质量在增强，集体内部开始分化，离开集体的私有劳动开始成立。这时，齐同劳动反而降低了分开劳动所能取得的劳动成果，制约了率先掌握技能的个体劳动质量的尽情发挥。因而，私有劳动成果随私有劳动分工出现而产生，私有制就此拉开序幕。知识的差异化累进，凭借高于常人的劳动技能，离开集体，率先富裕起来。依靠家族协作，成为劳动分工的成功代表。用积攒的劳动成果租借或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如直接租用或一次性购买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只要出租或出卖劳动力的收获不少于集体劳动所获的成果，就会有人欣然前往受雇或出售。雇主从劳动中脱逸，以成文契约或不成文的口头协议达成一致的行动规范，组织这些人，创造比单独劳动或集体劳动都更多的成果。受雇者学得知识技能，积累足够的经验和本钱。一旦也能独当一面，选择单干或另立生产就会发生，并不断创新超越。私有的剩余财富，以亲密的血统成员为其可靠的继承人群，集体所有降解为家族所有，家族兴衰格外重要。

为了保卫私人财产和生命，不得不成立专业武装。但是，仅靠自己财力来维持武装安全，显得势单力薄。于是，富有家族联合起来，形成共同安保。武装力量共享，借以调和富人恶性竞争以及富人与穷人的壁垒。联合起来，渐渐控制了整个集体，在固定且安全的堡垒里发号施令，以期达成想要的公共氛围，有了早期的政府。为了安抚人心和减轻负担，穷人，为了免遭无端欺辱与使唤，也要武装安保。武装力量，共同担负。无钱则出力或直接变现为武装力量。既可防范不同集体间的侵扰，又在集体内调节矛盾容忍度，形成公共防卫的角色。

与武装力量相伴而生的，是公权的政治形象，即专业化的公职人员。富有者，逐级将政治统治工具控制，体现上层意志，下层换得赏识，才能向上成长。公权操控在少数高阶统治者手中，聪明的统治者也懂得调和各级人群矛盾，维持在可控程度，留给各级自由的生存空间。各级统治者，使用心腹来充当代执者，并对表现满意的委以重任。这样，不仅多数财产存量属于少数人私有，公权政治机构在很大程度也变成少数人的私权。统治者将私权以公权的名义发出，凌驾于被统治者的私权之上。颁布的公权律令受制于统治者的私家宗法，根据自身利害关系来调配公共法律法规，使其有力地维护私有财富。

该时期，有用的财富都蒙上私有的标签。大体介于奴隶主产生到君主制瓦解前的手工业时代，皆以世袭的名义，各级家天下相互制衡，组成了存在空间界限的早期国家。各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比例，多点少点都无所谓。武治震慑，文治感化，武治与文治既分且合，相辅相成。文治以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的教学劝导方式展开，以此让司法、军警等武治有理有据。

少数服从多数的时代，公权赋存在多数人的私权手中：随着科技知识进一步增长，尤其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知识暴涨，更多人的劳动质量相继提高，家族规模继续分化为精致的家庭。供需方式增多，分工更为细化，思想觉悟大有提升。不再将人生拘谨于温饱水平，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兼顾精神生活质量的丰足与物质生活质量的拔高。逐渐朝着私权等同的方向发展，大众觉悟的提高，擅于保护私权。

朝着私权等效去履行公务，让多数人做到先天与后天相结合的平等走向。但是，由于接受和领悟的科技知识存在差别，有限的劳动质量，物质创收和精神素养参差不齐。陷落者，蓄意或偶然突破既定的公权容忍度，穿越法律法规极限，打破公权许可的私权，所以，仍然存在产生私权泛滥的违法现象。则由公权机构来公审，并由公权法律法规许可的专业武装力量来支撑。总体是国家宏观法律法规高于私家法规。(www.daowen.com)

该时期，交通和通信远距离承载，出国留学、跨国企业、国际移民、国外旅行、全球志愿者活动、进出口贸易等现象，已让国家的空间界限趋于模糊。国与国、党政与党政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陋寡闻，出去与进来皆不由单方抉择，想轻省地闭关自守都难以做到。

现今的人类社会，正处于该阶段。多数人都有较好的私权生存环境，公权的预设空间立足于集体内每个人的等效发展。人与人的基本生活环境得以保证，对高收入者征税，对低收入者保障，对强者监督规范，对弱者及时救助，差距始终朝着无限缩小的理想方向迈进，就业分工的等级差别趋向缩小。党政机构与军警力量不再只为少数人的服务，而是在为集体内的未来长远发展规划提供服务。

个人服从共同体的时代，公权超越了每个人的私权：科技知识的强力提升，智能动力的标准化预置得以实现，主观精神能动与创造物质财富趋于无碍。此时，只有不愿劳动，不存在劳动质量偏差过大，谁也不逊色于谁。如若没有一套超越个人私权的公权规则，便是各自为阵之时。为了不至于相互侵扰，离不开超越个人的等效公权来制约每个人，让自由度尽可能齐同，而不是让自由度最大化。公权旨在防止私权破坏私权，个人私权与公权都清晰地统一起来。

至此，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公权与私权合二为一，公共法律法规与个人自觉合二为一。国家与国家、党政与党政的实体即使存在，但人口迁移量大，财富往来频繁，文化磨合逐渐趋同，如同建立了世界政府。届时，自我约束能力也足够强大。

考虑到每个人都无法同时生产供给所需的财富，劳动分工还得存在。在有限的产出供给与无限的需求之间，寻找供需平衡，少不了用公权来节制个人的欲望分量。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人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之中，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家庭所锻造的社会秩序不断衰微。个体自我实现的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着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作者”。［4］个体特征虽然有着强烈的苗头，但节制仍在。

要是，自觉性尚且达不到，不得不让行使公权的政府机构一直存在下去，助以节制每个人的主观欲望，使每个人都向共同体的平均水平靠拢一些，而不是差别显著。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16.

［2］［德］马克斯.韦伯（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21.

［3］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3.

［4］［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个体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

【注释】

[1]http：//archive.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2]Ralph Washington Sockman.http：//en.wikipedia.org/wiki/Ralph_Washington_Sock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