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存在，总是少不了公与私的界限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1］。法国政治学者路易斯·博格尔（Louis Proal）更是指出：“政治冷漠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因为它使政治这一领域向卑劣的和无能的敞开了”。［2］

公与私的收支比例结构：政治包括官吏与民众，官吏出于民众。政治不能被狭隘地视为从事公职，政治是行使公权的公职人员与必不可少的各行业私权人员的全部体现，包括组织、设施、制度法规等软件与硬件配套。公职人员行使的公权即政权，公权与私权的作用关系即治权。公权是平衡若干私权的组织权限，由专业化的政府职员来代民行使公权。公权认可的范围内，私权自主发挥，私权是个人、企业或社会组织应享有的自由权利或不该享有的权利。就公权而论，中央与地方建立统一的标准化行政，便于各地审批操作的一致性，可避免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的烦琐证明，各专业领域的标准化规范当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由。

图1　91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与政府的消费支出及收入占GDP比重

注：中国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源自世界银行^[1]；居民消费支出，不包括购买住房的支出，但包括业主自住房屋的估算租金；政府消费支出是为购买货物和服务而发生的所有经常性支出，不包括政府军费支出；政府收入是指来自税收、社会贡献和其他收入，不含捐赠。

政府收入，源于各行各业。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占据经济总量的主体，私有的力度大于公有的力度。如图1所示，2015年，全球90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公共收入占GDP比重均在50%以下。中国大陆、中国澳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公共收入占GDP比重分别是22.2%、31.5%、18.77%和15.44%，俄罗斯比中国大陆地区稍高。同为发展中国家，巴西与南非分别占28.8%和31.5%，印度和孟加拉国仅占10.9%与9.8%，巴勒斯坦更是低至6%。发达的美国和德国则占19.3%与28.5%，英国、法国分别是35.1%和44.9%，日本仅占12.6%。当然，政府收入具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征，以作公共资本。政府收入比例越高，并不意味着公共消费支出越多。何况，消费支出之外的储蓄额，或叫资本形成额，也叫投资与净出口，存在高低异同。

动荡不安的巴勒斯坦多是入不敷出，2015年，尽管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不到30%，但也远远超过了政府收入，居民消费支出则占GDP的93%左右。多出GDP部分，无非靠资本存量或债贷帮衬或国际援助。1995年，内战结束不久的黎巴嫩，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102.7%，但该年的政府消费支出仅占GDP的12.4%。中国大陆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15%以内，1995年和2015年分别是13.3%和13.8%，居民消费支出分别是45%和38.8%。中国台湾的政府消费支出不到GDP的15%，居民消费支出在50%以上。中国澳门和中国香港的政府消费支出均低至10%左右，但中国澳门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从1995年的41.1%下降到2015年的26.1%，中国香港则稳居60%以上。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的印度，其政府消费支出比重却与澳门接近，居民消费支出大约占60%左右，高于中国大陆和澳门。美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略高于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到GDP的60%以上。1990年和2015年，孟加拉国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分别是4.1%和5.4%，居民消费支出则占70%以上。

可见，公共与私人的供需平衡状态必然存在异同，也就是说：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倘使中产阶级的人数超过其他两个部分，或仅仅超过两者之一，就可能建立一个持久的共和政体”。［4］意图让中产阶级强大起来，以牵制穷人和富人的两极分化。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可以忽略少数。

国际劳动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按照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ISIC）中的“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一类，包括：公共行政管理面向个人福利的公共管理；经济领域的公共管理；国际组织代表处的管理；防御力量的管理；警察的管理；社会保障计划的筹资和管理。俱由财政支撑来给养，尽管世界各国各不相同，但其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体都在5%以下。中国公职人员的占比偏小，长期在1%左右，全国靠财政支撑的事业单位人员有3000万之多，国企人员也在3000万左右，与公职挂边的人数仍不会超过总人口的6%。美国则占2.2%左右，加上教职员工及医院、研究机构、政府经营机构等全部政府雇员，也未超过总人口的8%。

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说：“权力这个词仅仅涵盖所有似乎可能引起行为或话语的特殊机制，不管是可确定的还是已确定的”。［5］权力的制宜源于引力与斥力的共同作用，引力带来归属认同，斥力用于消化对立。经由引力与斥力作用，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仅牵涉自己和当事人，还会覆盖更多的人。(www.daowen.com)

美国著名基督徒牧师拉尔夫·华盛顿·索克曼（Ralph Washington Sockman）有句名言：“当我们是少数时，可以测试自己的勇气；当我们是多数时，可以测试自己的宽容”。^[2]作为少数的统治者，到底是靠勇气来完成统治，还是靠宽容来完成统治。

面向高位的发展：未来才更为彻底，变得更好才算有高度。公元前5世纪是古文明繁荣时期，17世纪又是工业化的前奏，20世纪是世界和平与世界战争纠结的磨合期，21世纪是国际信息化与智能化的过渡时代，各国政府都力求高效，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少虚设与空想，多奋进与务实。

美国新闻工作者托马斯·罗兰·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不惜大加比较：“装载了Windows操何系统的个人电脑，以及柏林墙的倒塌启动了世界变平的过程”。［6］然而，世界并非都是平的。

恩格斯指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7］这个内在的规律，便是人人盼望的日渐美好的社会，即存在从个体到共同体、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跃迁。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

［2］Proal， L. Political Crime ［M］. New York：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98：226-227.

［3］［意大利］加塔诺.莫斯卡（贾鹤鹏译）.统治阶级［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97.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11.

［5］［法］米歇尔.福柯（汪民安编）.福柯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45.

［6］Friedman， T， L. The World Is Flat 3.0：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New York：Picador/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54-55.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