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的归属在于优化生活环境，但是，无法始终跨越病患的制约。意大利医学史学家阿克图·卡斯蒂廖尼（Arturo Castiglioni）界定：“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由于最初需要解释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最初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它的最高目标是解除人类痛苦，促进个人体质及种族改良”。［1］

医患关系：患病的本质是人体遭受可自我感知的侵害，要是无此感知，则不是显病，而是隐病，如自然衰老，不可能直接感觉到，却在慢慢发生着。爆发式疾病，又可快速完成感知。人的衰老致死，是微变过程，如果将其缩短为几年，想必每个人都能明确感知，衰老到一定时候，器官无力担负，疾病就会显现。

健康的认定标准，要么经由自己感觉，要么通过科技判断。无论是感觉，还是科技检测，总会受制于有限知识。即：来自英国女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挺身而出，于19世纪中期开创护理学科，颠覆了职业卑微的传统观念。

在医疗知识模糊的狩猎与采集时代，需要集体协作，并无职业医生，以尝试性天然物为医药，以自我体感和占卜为诊断方法，如表1所示。手工业的发展，助推了等级私有制的兴起，医学知识经长期的经验积累，已成典籍，不同天然物混合品的粗加工制作成了药典，手工器具发挥了辅助治疗的作用，如针刺、烘烤、拔罐等。

表1　医患关系的主要阶段特征

进入工业化时代，借助机械器材来辅助检测，一方面靠化学与物理知识从天然物中萃取浓缩物，另一方面借助科技手段合成药材，面向未来的防疫医学长足发展，以及交通改良促成的世界知识交流，新式医疗逐渐成为主营方式。但是，分工明确，卫生保健难以统一，走向破碎的专业化，各持其理。经由仪器的反馈来充当诊断数据。这种诊疗结果，只须操作机器便可，易让人生疑到医患关系不再亲密。

倒不如彻底智能化，代替人的亲身劳动，在悠闲的同时，难免会变得笨拙，即使不会让研制这些产品的专家变笨，也会使操作者变笨，变得按照固定程序去僵化思维。让智能化程序给每个病症对应配套，进行多专业的交叉诊断，患者照着方案康复。塑造智慧医疗平台，医患关系建立起终生责任制，诊断治疗信息智能化留存，便于复议。在智能化公共平台上，文明自觉，都能增进医学知识，自主成为通识良医，摆脱单一专业化的诊断制约。远程化医患交流畅通，不再局限于医学专业。信息储存齐全，新病种及时发现，以便合力攻克，对突发意外事故的智能化布控与清除能力愈发强化，形成预防、诊治与创造的大融通式发展。

美国人类学研究人员詹姆斯·特罗斯特（James A Trostle）总结了医疗的时空反转现象：“在18世纪，医院职能由寄宿地点换为医疗地点。这种转变对准确诊断至关重要，因为严谨的规程从此得以发展。医院的医生们首次开始关注他们自己实践细节以外的东西，他们可以诊疗同一疾病的许多病人，无论是罕见病例还是流行病患者”。［2］这样的便捷流转，提高了效率。但是，对病人而言，则有些陌生。医生在专用的医院和固定的时间集中接待患者，而今，只有紧急救护或私人医生才会在自家处理。定点医疗成了主流事实，源于专业分工细化，每个医生仅负责一科。然而，疾病的预期状况是想象不到的。

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福克斯（Victor R Fuchs）也说：“美国医疗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费用一律以提供的服务而非治疗效果为计算依据”。［3］专业分工细化后，为绩效而逐鹿，若要平衡此关系，有些医生只能将病人送与各科室光顾一番，购买医疗服务比购买治疗效果更为实在。德国医疗编辑工作者尤格·布莱克（Jörg Blech）批判：“医务人员这种维持并增加收入的现象，经济学者称之为诱发需求。1970—1982年间，美国的生育率降低13%，于是医生们开始想尽办法鼓励剖腹产，这样他们可以比自然生产得到更多奖金”。［4］类似的行为在商场实为寻常，同样的商品换个包装、变个造型、贴个标签就成了另类奢侈品。商业化的医疗事实，更是患者的手术量与手术台的空闲量相当、患者的住院量与空床数接近、患者的疗法与经济承担力一致。

分散化的走医阶段，医疗知识呈普及状态，每个居住区或村庄，都有代表性的专职人员来诊断疑难，每家每户也有日常备用的医疗知识。但是，分工细化后，医疗知识被带进了集中办公的医院大楼和科研院所，进入了住医阶段。

医患的本质：西方医学的奠基人，古希腊的名医希波克拉底明确表示：“时间之中有机会，而机会之中却没有多少时间。痊愈需要时间，但有时它也需要机会”。［5］对于医者和患者，医者就是患者的机会，患者也是医者的机会。但患者没有多少时间来继续充当患者，患者的时间就是痛苦的过程，医者的时间则是职业诊治，医者应珍惜机会和时间去减消病者的痛苦。

医者与患者的交接过程，大体可分四步，其一是诊断病情和病种，其二是理清病源和病因，其三是药物和疗理，其四是效果反馈与复查。找不到病因，或是未曾见过的病情和病种，却知病源在某个具体位置，可通过切断病源来止其扩散。理不清病源和病因，却知病情和病种，当综合疗理人体的每个地方。知道病情和病种，也明了病源和病因，却无可靠的药物和疗理方法，除了努力寻找新药新疗法，就得宽慰病人，让其等待希望。病情和病种未知，病源和病因不清，药物和疗理也不明，首要测验的当是体内多了什么物质成分或少了什么物质成分。

食品是医学基础，营养不足，百病生出。但是，补给多了也会导致功能比例失调，渐成病变。同样的食物，对于病忌者而言，那是毒物。对于需要补给的病患者而言，又是良药。所需的物质得不到补充，会遭病患，将不需要的有害物质补进来，也会患病。外在致病的成因不少，内在的致病成因是自己对自己的损害。自己对自己的内在致病，是缓慢自杀与快速自杀，如劳累。日本医师泰山茂雄说：“工作之际，大脑异常活跃，就会大量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激素。多巴胺是激发我们热情的斗争激素，然而分泌过量，能量消耗过度，就易造成‘过劳死’现象。即使幸免一死，也常常出现精神分裂，癫痫之类的疾病”。［6］

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总结出：“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7］。传染性的瘟疫并非从一开始就找准人类来作为寄生宿主。不愿妥协的人类，会自发地奋起抗争，直至消灭这些该死的毒物。在杀死病菌的过程中，一些败逃后，在新的生活环境里，锤炼成新型品类，再次影响。

当然，人体也是个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医学宝藏。然而，这种修复功能和诊治功能很有限，即免疫力和康复程度有限。当人体免疫力不及外界侵入力时，就失去了招架之力。置身于污染环境，当侵染的力度大于自身的调适程度时，才会爆发生存危机。即使若干年后，人体已适应了现有的环境侵染，但若不知收敛，恐怕又将被新的侵染所胁迫。

区域医学：世界各地的原始医学，皆是手工技术的产物，通过对人体可观测、可感知部分的经验积累，以草木、矿物、食物等各类自然物为药典，辅以超人的心理协作，以此来医治病患，可称为古老的传统医学。德国医药文化史专家伯恩特·卡尔-德克尔（Bernt Karger-Decker）指出：“古希腊时期，医生们都亲手用植物制药，所以那时还没有药房。自中世纪开始，药房才慢慢地发展起来。在欧洲，药房经营起源于以护理病人为主的修道院。药房是一个与病房隔音的大屋子，负责药房工作的修道士们从修道院的花园里采集药用植物，在药房里把它制作成药物”。［8］中医又何尝不是以草药植物开始的。

早期中医与西医的出发点较为相通。公元2世纪左右，古罗马医学大师盖伦重视脉搏的运用。其中说：“必须学会信任强有规律的脉搏，并将其视为能力技巧中绝对可靠的信号”。［9］切脉知识并非只在我国古代才有，望闻问切更非中医专长。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名医，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与扁鹊所处时代相当。他论证：“声音有的清亮，有的嘶哑，呼吸有快有慢。习惯上的排泄通道每天要使用好几次，有时排泄物有臭味，有时颜色不正常，有时稠，有时稀。通过这些资料，使用推理手段能补医学艺术之不足。有某种情况就证实了某些症状”。［10］希波克拉底将这些听到的、看到的、嗅到的、摸到的称之为医学艺术，是能与病症对应的资料。即便这些医患知识在世界各地都曾独立发生过，也只能说明病患的相通性与医技的相通性。(www.daowen.com)

或者说，只要有疾病存在，都会逐渐累积出一套尽可能适宜的医学知识。具体而言，能够将这些医学知识整套保留下来并见著于文的，不多见。仅在文明古国里，且是在文字书籍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国里，才得以幸存下来。诸如古中国的医学、古印度的医学、古巴比伦的医学、古埃及的医学、古希腊的医学、古罗马的医学等。因聚集活动的大环境不同，才有了大区域性的医学知识体系。在更为细化的不同环境里，还有了更为细腻的小区域性的医学知识体系，如中国的藏医、壮医、回医、苗医等。此外，还有地方性的土办法。久病成良医，是在病和治之间不断调试出的知识。不同区域的医学知识体系并不绝对适宜于各种人群，毕竟生存环境不同，适应方式也不一致。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人群，也不见得就适宜于同一药物。以国家法律法规名义颁定的医典、药典，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长期实验后得出的结论。

不同地域，累积的文化知识不同，对同一疾病的认识可能不完全相同，即使都能治愈或减轻同一病症，但各自采用的疗法却不尽一致。即使同一医院，不同专家对同一病症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美国老化研究专家史蒂芬·奥斯泰德（Steven N Austad）指出：“一位神经学家会告诉你说，老化的发生在于神经元累积的损伤——脑细胞在出生后就不会再增加。但是一位心脏学家就可能归因到心脏和血管的破坏，它慢慢地阻碍了血液流到重要的部位去。一个细胞生物学家会指出来说正常的新陈代谢会制造出自由氧基，这个有破坏力的分子会伤害我们细胞的重要成分，直到细胞失去功能为止等等”。［11］所以，区域间的医学知识有必要交叉互通，从中寻求到公允的知识。

一般所言的西医，专指西欧诸国的医学知识体系，本该包括古代的朴素医学体系。毕竟，现今的西医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知识的基础上开拓而来。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各国的沉寂思维被“激活”，迎接了18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助推了医学知识的空前成就。19世纪初，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被提取出来，19世纪中叶，已开始人工化学合成药物，药理学出现；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听诊器等在19世纪开始应用；针管注射器发明于19世纪中期，又因发酵工业的需要，诞生细菌学……工业革命起于西欧，率先掌握了领先的生产技术，从而带动了整个生产行业的革新，西医成了工业化医学的代指，因工业科技的先进，西医也就到了先进行列。

传统手工医学，设备简陋，药理方法直取于大自然。多是通过表象的感性认识来推定内在的理性逻辑，即将内科与外科合二为一。中医所言的“气”，其本质是通行于各个部分的微物质，不亚于分子、细胞层次，通过疏通淤堵来治病，得有见微知著的功底，运用的逻辑思维便是整体通关。若能及时疏通并止住脑中淤血，就不会有脑溢血。

当工业技术日趋精微和透视后，新的医学知识随之精进。西医环节日趋专业化，中医显得笼统粗糙。原本需要见微知著的思维，现在可通过精密仪器设备来辅助完成，以防主观偏差或失误。原本需要逻辑严密的推定，现在可以借助工具完成，无须拐弯抹角。可以肯定地说，工业化以来的西欧医学知识，突破了传统西医的羁系，形成新式医学，这并不是说传统医学一无是处，毕竟寻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同。只是说，后来的医学手法在传统医学知识的基础上确有改变。旧医学知识与新医学知识的结合补充，使得医学知识体系不断壮大。

［1］［意大利］阿克图.卡斯.蒂廖尼（程之范、甄橙译）.医学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9-10.

［2］［美］詹姆斯.A.特罗斯特（刘新建、刘新义译）.流行病与文化［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23.

［3］［美］维克托.R.福克斯（罗汉、焦艳、朱学琴译）.谁将生存？健康、经济学和社会选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9.

［4］［德］尤格.布莱克（穆易译）.无效的医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3.

［5］［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赵洪钧、武鹏译）.希波克拉底文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68.

［6］［日］泰山茂雄（赵群译）.脑内革命［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14-15.

［7］［美］贾雷德.戴蒙德（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201.

［8］［德］伯恩特.卡尔-德克尔（姚燕、周惠译）.医药文化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50.

［9］Brain， P. Galen on Bloodletting：A study of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validity of his opinions，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three works ［M］. Lond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87.

［10］［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赵洪钧、武鹏译）.希波克拉底文集［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29.

［11］［美］史蒂芬.奥斯泰德（洪兰译）.揭开古老之谜—从生物演化看人的生命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