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认为：“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唤起的，并为知识所引导的。爱和知识都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无论一种人生如何美好，总还能想象出更好的人生。有爱而没有知识，或有知识而没有爱，都不能产生美好的人生”。［1］但是，用什么知识，怎样用知识，则可直接影响人生或决定人生。

知识积累与分工：据史料考证：“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人们主要靠采集野生的根、茎和果实为生，同时也猎取动物，采集和狩猎是他们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2］狩猎和采集便是原始人类的食物营养来源，一起劳动，平均分配，等量分享，一起劳动，各自承担着简单而又重要的分工。成天在树林草丛中忙碌转悠的原始人们，知识很是贫乏。获取食物、繁衍生息，蒙昧的生活状态，对变幻莫测的外界知之甚少，靠大自然的恩惠而存活，是典型的环境决定论。

原始社会末期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完成，奠定了人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根基。畜牧业和农业正好属于当前全球所划分的第一产业范畴，只不过，当时确是技术落后的第一产业；手工业正好属于第二产业的范畴，只不过作坊简陋；商业正好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只不过是规模较小。社会三次大分工，形成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与商业，都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兴起的。第二产业不过是对第一产业以及对人与人或对人与自然的生产加工方式的改良，工业仍然植根于第一产业。为了便于给第一、第二产业者提供服务，助推了第三产业。没了第三产业，则会降低生活质量，没了第二产业会降低生产效率，人们将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次大分工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出现，积淀了手工业时代的文明。但是，仅有少部分的人在城镇凭借经商和工匠手艺为生，大部分人是以低效的耕种和畜牧维持生计，该时期不再像原始社会那样蒙昧，可以用更多的智慧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不像原始社会那样靠天靠地，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自然，对社会特征以及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都有了一定的掌握。

当人口继续增加时，这种低效的生存方式无法提供足够的物品来满足必要的需求，疾病、饥饿、有限的知识时刻威胁着大家。18世纪中叶，一些聪明的英国人，经过反复试验，研制出了动力机器，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开端，这场技术革命使传统的手工劳动有了质的飞跃，传遍了全球，分工在继续细化与深化。

法国史学家保尔·芒图（Paul Mantoux）认为：“工业革命不仅仅在于一些技术的改进，它通过物质东西的媒介，对人发生了影响，人们处处都会发现这一伟大运动的遗迹，这一运动在改变生产制度的同时，也为整个集体改变了生活状况”。［3］从此，人类摆脱了几千年的低速增长史。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然而，在带来巨大喜悦的同时，片面的强调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生态失衡，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和粗放利用。这些，都是工业革命当初始料未及的，永续发展、生态经济、阳光经济、绿色食品、绿色GDP等也开始出现。

伴随工业革命一次又一次地升级，分工日趋精细，国际产业分类标准不断改良适应。1948年，联合国统计署初定了《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1958年发布了《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修订1版）的三级划分方法，1968年发布了修订2版，制定了延续至今的四级标准，如表1所示。国际产业分类标准的类型增多，正是人类分工细化与深化的结果。

人类在漫山遍野的实践与观察中所积累出的知识成果，存在差异，再加上体质的差别，自然会形成劳动分工这一现象。知识在不断精进，每个人所掌握的社会知识量也越来越多。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深度不断增强、广度不断扩散，每个专业领域的知识都在放量增长。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说：“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4］

表1　联合国《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资料源自联合国统计署^[7]

自由式分工与随心所欲式分工的界限：知识是一些事物判断的依据，判断的结果既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知识差异必然牵制劳动质量的差异，加之生命负荷有限，所以，不得不分工，分工带来的好处在于渴求人尽其才。没有专业分工的前提必须是绝对能保证自给自足，也就没有必要与外部协作。但是，自己的活动空间、活动时间、知识量总是有限，最好集中精力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各行业彼此的产品通过互补才能达到供需平衡。彼此服务，形成一定条件下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协作社会。劳动分工的长期存在，使得知识又体现出专业化的特性。

马克思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5］搬运夫和哲学家的差别归因于分工的不同，只要掌握相应的脑力知识，搬运夫就能成为哲学家。可是，一个手足残缺的哲学家根本无法践行搬运事项。分工的鸿沟既受控于知识，也受制于身体负荷。劳动分工之后，又会进一步巩固并加深从业知识，熟能生巧的专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诞生。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留意到：“现在，美国的生产方法在国外被广为模仿，我们最新的机器的生产方式或许正在提供给‘后进’国家”。［6］其中的缘由必定是在说知识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既定的知识只是当前发展水平的体现。知识有不同的记录方式或传授方式，知识是人类对万物判断的结果，科技则是知识的精华所在，是人类知识的主体部分，人类至今没法找到知识的边际。鉴于各自的知识存在高低差异，在相等的工作时间内，产出贡献自然不同。当然，这种贡献的差异也可能是由多种因素所致，并非仅仅受制于知识，如身体健康、管理有效与否等等都会影响正常职业。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7］在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全面自由的发展。

但是，在会与不会、能与不能、专与不专的背景下，分工不可能是一种随心所欲式的分工。首先，知识决定了能够胜任相应的作业。其次，空间距离和资源差异联合打造了区域特色，空间距离已起到了阻碍作用，空间资源决定了能否就地作业。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个人的全面发展完全不能被理解为全能发展。因此，有限的知识只能集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事。若能通晓全部知识，贯通一切技能，倒也无妨，只要有相应的就业岗位即可。

正因为人类的现状还达不到全能的层次，所以，招贤纳士的时候，或是签约上岗的时候，随处可见相应的质量约定。为了有所追求，且要有所保证，法律法规以及道德标准等强制约束总是少不了。

从劳动生产率看知识水平高低：至于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肯定无法直接衡量。除非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换算，再来对比。如图1所示，按2011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国际元）计算，各国各地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悬殊。索马里、中非、布隆迪、马拉维、刚果（金）、朝鲜等国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在2500元以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初期的水平。这些地区的科技知识相对落后，加之有些国家政治局势不稳，限制了劳动力在生产活动中的有效配置。而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国家与地区已突破了十万，如比利时、中国香港、美国、挪威、沙特、新加坡、中国澳门、卡塔尔、卢森堡等。劳动生产率最低国与最高国的差距在40倍以上。1995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大约相当于美国的6%，2016年则相当于美国的22.7%，差距在大幅缩小，但差距依然很大，如若不计体质的差异，这便是生产活动所对应的知识差距。

1995年至2016年，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在增长，知识科技有所进步。科技是知识，但知识未必是科技，知识有对错，科技必须讲究实用。在信息交流如此便捷的时代，知识科技的倒退情况很少，只有少数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如阿联酋、科威特、文莱、叙利亚、利比亚、委内瑞拉、也门、津巴布韦、中非等国。这些国家主要位于动荡的中东地区或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要么是因资源出口依赖性产品价格暴跌所致，如委内瑞拉、阿联酋、科威特、文莱等石油出口价格暴跌；要么是因国内长期动乱，破坏生产活动所致，如津巴布韦、也门、中非、叙利亚等。

图1　基于2011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的世界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8]（按2016年升序排列）(www.daowen.com)

更束手无策的是，无法衡量何种商品更重要，金刚石和自来水谁更重要呢？生产10万斤粮食和生产10辆小汽车谁更重要呢？是体育、艺术重要，还是化学、机械重要？这些问题皆难回答。因为同一商品的适用性，在不同处境中必然还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

因此，完全没有理由相信，工业就比农业高级，服务业就比工业高级，只要能人尽其才，让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更趋充裕，就是更加高级。从而也完全没有理由坚持农业的工资就应该比工业低，工业的工资就应该比服务业低。缩小行业差距，必须让各行各业都能并驾齐驱，不可厚此薄彼，劳动力才能自由配置到多样化的行业中。行业多样化，专业人才多样化，一旦每个行业的劳动力供需持平，行业差别就不那么明显。劳动力越稀缺的行业或部门，其专业劳动者就越有优势，待遇福利就越高。劳动力越饱和的行业或部门，其专业劳动者就越处劣势，待遇福利相对低。

行业平等，专业劳动力平衡，就有回旋余地，行业发展就不至于冷热不均，人们就不会齐头扎进某个行业，社会方能全面推进。

［1］［英］罗素（吴默朗、金剑译）.幸福之路［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01.

［2］崔连仲，徐天新，梁志明.世界史（古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

［3］［法］保尔.芒图.（杨人梗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73.

［4］Morgan， L， H. Ancient Society ［M］. 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877］ 1985：3.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0.

［6］Stigler， G， J. TheDivisionofLaborisLimitedbytheExtentoftheMarket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1， 59（3）：185-193.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

【注释】

[1]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2]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RL.

[3]Moriarty， P.， Honnery， D. Rise and Fall of the Carbon Civilisation：reslov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problems ［M］. London：springer-verlag， 2010：39.

[4]https：//data.oecd.org/energy/primary-energy-supply.htm.

[5]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PPPGDP@WEO/OEMDC/ADVEC/WEOWORLD.

[6]http：//archive.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7]https：//unstats.un.org/unsd/cr/registry/isic-4.asp.

[8]http：//archive.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