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家尼可拉斯·格里高利·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谈到供求定理：“任何商品价格的调整都能使该商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1］经济学家们都认为价格能调控供需平衡，然而，一旦该类产品的精神使用价值或物质使用价值已被取代或遭淘汰，不再需要这类产品，或是无法用货币价格来衡量，就无法通过价格调整来完成新的供需平衡。另外，谁也不可能事先调查，得出某个时限要以多高的成本和售价来生产多少数量和质量的产品，更多的则是经验尝试。

收支结构的状态：只有从一开始都为全部预期人口的需求备了充分供给，才是全体够用。规划预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推导别人的需求。人类在很多方面的需求都能通行，有了新需求，则要求附加新供给；同样，有了新供给，而附加新需求。供给多了，需求消耗不了；需求多了，供给跟不上。最终，会达成供需平衡。

那么，核心问题是，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供需平衡存在差别。比如，一家人一套大别墅是供需平衡，一家人一套三居室也是供需平衡，一家人拥挤在一起还是供需平衡。奢侈浪费是供需平衡，锦衣玉食是供需平衡，解决温饱还是供需平衡。旧社会，多个配偶是供需平衡；新社会，一个配偶还是供需平衡；独居者，仍是供需平衡。供需平衡的状态，根本不存在最大化，只有更大化或更小化。欲望无穷时，全世界为其所有，也不足为过，消费不完，可增量储存。供需平衡的最高点与最低点实难断定，供需平衡的底线倒是不难理解，始终不能低于极限忍耐程度。

在货币化的商品经济里，收入大于消费支出时，才能有盈余用作投资或存储。因而，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供需平衡。就单侧消费性供需平衡来说，收入与消费间的关系并无单一定势，具体而言：

y（t）=kx（t）

式中：y（t）表示收入，x（t）表示消费支出，k表示比例系数。

消费性供需平衡完全可变成负态、止态和正态等三类，而非单一的供需平衡。消费性负态供需平衡，是收入小于消费支出（k＜1），此时可以压缩消费需求，或是动用存量，以及借贷输入与援助输入。但是，消费需求不能无限压缩，否则，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止态的消费性供需平衡，是指收入正好等于消费支出（k=1），资本存量无法增长。正态的消费性供需平衡，是指收入大于消费支出（k＞1），消费需求能够得以更大限度的满足，储蓄性资本存量增多，保障再增长。

如图1所示，2015年，166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收入比，显示了不同的供需平衡状态。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能做到消费性正态供需平衡，美国和英国的消费-收入比在0.8以上，法国和加拿大在0.8左右，中国香港地区、澳大利亚、德国、瑞典在0.7以上。俄罗斯和印度在0.7左右，中国台湾地区大约是0.65，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则低至0.51与0.357。同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巴西的消费-收入比高达0.84。消费性负态供需平衡的国家或地区主要位于非洲落后地区或动荡不安的高隐患区域，表现为入不敷出，即消费-收入比大于1，如利比里亚、南苏丹、阿富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几内亚、也门等。

图1　2015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收入比

数据源自各国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1]

调配供给收入以接应需求支出，调配需求支出以响应供给收入，双调模式才能达成新一轮的供需平衡，由政府的公共计划和市场的私人计划来完成。长远来看，人类满足各类需求的财富，具有从低态供需平衡向高态供需平衡渐趋过渡。负态供需平衡最为人类所忌讳，财富总量萎缩，是不幸的倒退。止态供需平衡也不是人类的追求，毕竟没有任何进展，财富总量无法壮大。只有正态供需平衡，财富总量才会不断繁荣增多。

时间-空间结构的比较：有价的商品市场，可用货币量化经济数据来呈现供需平衡水平。在货币化的财富对象里，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衡量，还是按市场汇率换算，都是以美元为兑换基准，所以，美国经济数据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只会导致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经济数据发生变动，但仍不影响经济轨迹的规律观测。按1990年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国际元计算，全球及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1年到公元1600年间，始终维系在600元之内，美国则在400元之内，手工业与农耕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趋于恒稳止态，高低差距不大。如图2所示，巨变在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时发生。在机械大工业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移动通讯、机器人、互联网等智能设备蓬勃发展。2015年，中国大陆地区、美国和全球的人均GDP分别是两千多年前的16.7倍、82.3倍和18.2倍，中国、美国和全球的供需平衡水平分别提高16.7倍、82.3倍和18.2倍，这是生活质量提高的相应倍数，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差距悬殊。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国各地你追我赶，发展的路上总会有挫折，但中等收入陷阱不具有绝对意义，低等收入陷阱与高等收入陷阱，同样无绝对性。今日的中等收入水平，犹如过去的高收入水平；今日的高收入水平，相当于未来的中等收入水平。普遍被认定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GDP增速虽然变得迟缓，但其2015年的不变价实际GDP总量及不变价人均实际GDP已增长为1995年的1.7倍与1.3倍，并未停滞不前。

图2　公元1年以来中国与美国以及全球人均GDP的比较

注：1973年以前的数据源自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历史资料，此后数据源自格罗宁根大学的增长与发展中心^[2]，均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国际元计算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呈现惊人的GDP指数差距，见图3。无论按购买力平价国际元计算，还是按美元市场汇率换算，2015年，人均GDP高的国家已超过10万，美国人均GDP在5.6万以上，但是，马达加斯加、几内亚、尼日尔、利比里亚和刚果（金）等非洲国家的人均GDP，仅相当于19世纪以前的美国。购买力平价计算与汇率换算的中国澳门人均GDP是107024国际元与75573美元，中国香港是56952国际元与42351美元，中国台湾是46909国际元与22358美元。中国大陆人均GDP是14448国际元与8069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同为新兴发展大国，热衷于社会福利消费的巴西，其人均GDP与中国相差不大，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印度仅为6126国际元与1613美元，远低于中高收入水平的中国与巴西。

产业类型结构的细化比较：手工业阶段，生产规模小，物资匮乏，消费资料占绝对优势。机械工业化后，生产设备得以广置，在消费资料工业得以保证后，耐用消费品工业得到推崇，可增殖的资本资料工业进而占据主位。伴随生活质量的提高，一切产出活动都将落实到消费需求上去，不然，消费资料工业得不到满足，资本资料工业又闲置浪费。所以，单纯地划分产业部门间的比例关系毫无意义。德国经济学家沃尔瑟·霍夫曼（Walther Hoffmann）一度划分出进入家庭的消费资料工业产品和进入企业的资本资料工业产品，利用欧洲多国的数据，得到资本资料工业比消费资料工业发展更快的结论。［2］消费资料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供以现状消费，属于消费性供需平衡；资本资料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可折旧再生产，属于储蓄性供需平衡。(www.daowen.com)

图3　2015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比较（现价）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3]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4]

但若从长时间尺度来看，不能得出重工业一定比轻工业发展得快且又比重大的结论。例如远离战火、少受军事干扰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一直是原始土著居民，在18世纪末，被英国据为殖民地，到1901年，才在全民公决后，独立为国。如表1所示，1969年至2016年，澳大利亚消费资料工业中的食品、饮料和烟草增加值与机械设备类增加值的比重经历先增大后减小再增大的事实，纺织服务则表现出先减少后增大再减少的历程，木料、纸、印刷及媒介与机械设备类增加值的比值，在一路增大后又有所缩小。资本资料工业中的非金属矿物制品，其增加值与机械设备类增加值的比重呈现增大的总态势，石油、煤、化工及橡胶与机械设备类的增加值之比是先增大后减少再增大，金属制品类与机械设备类的比值关系也是起伏波动不断。显而易见，并无固定的增减趋势。

表1　1969—2009年澳大利亚各类制造业的增加值比值关系（机械和设备制造=1）

数据源自澳大利亚统计局^[5]

如若怀疑澳大利亚没有完成工业化，看看该国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便知其早就进入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时代。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Year Book Australia 2005》^[6]，可以发现，近百年来，澳大利亚的采矿业增加值，1900年占到GDP的10%，20世纪30年代初，下跌到2%左右，60年代末所回升。制造业占GDP的份额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达到顶峰值30%左右，后又下降到2000年的11%。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中途小有滑落，但已从20世纪初的30%上升到21世纪初的50%，农林牧渔业在60年代以前占GDP比重起伏波动大，但始终介于20%与30%之间，此后起伏下降，2000年仅占GDP的4.2%。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变存在三个阶段，一是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主要指农业，二是工业化阶段，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向制造业生产转移，三是发达经济阶段，制造业在国内总需求中的份额下降。［3］澳大利亚处于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发达经济阶段，人均GDP位列世界前列。

无独有偶，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曾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产值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会下降，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相对比重会上升，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产值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会上升。［4］然而，这不过是看到了表象，澳大利亚的产业布局足以证明产业趋势并非坦途。实际上，服务业大类里的小类也在发生变化，钱纳里的结论仍然未必经得住历史考验。

中国是新兴大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占据经济的主体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发展轨迹与中国颇为相似，见图7。中国服务业占全国GDP的比重符合配第与克拉克的研究推断，已从1978年的23.94%上升到2015年的50.19%，呈强化态势。但是，1978年到2015年，中国服务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削弱，这是服务业内部的分异，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经历先增强后衰减再增强再衰减的历程，最高点是1991年的6.52%，1978年该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99%，2015年衰减到4.43%。似乎交通运输业和仓储业会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而趋于饱和，邮政业还受互联网行业、电子产品等冲击。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传统服务行业在市场上濒临绝迹，如人力车夫、固定电话等，这又是效率所致的产业升级换代。服务业的花样，翻新得最快，配第与克拉克的笼统观点必然会在逻辑上失灵。

图4　中国大陆地区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各自所占GDP的比重（%）

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那么，在商海市场里，供应商和需求者各自及时发布信息并反馈信息，完成供需配置，政府则须监管好税收、产品质量、从业人员待遇、无业人员保障及秩序安全。新产品面世之初，是尝试性的生产试点，征得普遍认可，才会扩大规模。计划的最佳效果是让市场无外害地更大化自由供需，计划的最低要求是确保持续存活必备的极限供需量。

［1］Mankiw， N， G.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 Mason：Cengage Learning Publishers， 2011：79.

［2］Hoffmann， W， G.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J］.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11（1）：113-116.

［3］［美］钱纳里，鲁宾逊，塞尔奎因（吴奇、王松宝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96-99.

［4］Clark， C.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M］. London：Macmillan and Co.，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