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曾经自问自答：“你的良心在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1］身体机能构成的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分离出多个自己，即：“把心灵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区分出两类本能，其一是爱欲或性本能，…把施虐狂作为第二类本能的代表。”。［2］若不嫌弃简单变复杂，继续细分下去，也不为过。但是，自己总少不了内外二重性。一是现实中的外显自己，即现状外我；二是内隐自己，即现状内我；三是理想化的凸显自己，即预设外我；四是理想化的内隐自己，即预设内我。在本体基础上，内我与外我相互作用的认知结果，便是自我。

需求层级的异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将需求划分成森严的几个等级，只能按其模式逐层追寻。［3］可是，现实需求与此层级存在诸多差别。例如，1849年，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őfi Sándor）割舍爱情与生命，忙碌于理想，在民族独立战争中，与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1930年，英国王子结识37岁的贝茜·沃丽斯·沃菲尔德（Bessie Wallis Warfield），被这位平民出生、早年丧父、中等教育且结过两次婚的美国女人深深打动，当了不到一年国王即退位，为爱放弃巅峰事业，因为政府、人民、教会和家人都反对。2012年1月，纽约邮报刊登，美国肥皂剧男演员尼克·桑蒂诺（Nick Santino）在家中服药自亡，究其原因，竟是在他生日那天，扰民的比特爱犬被安乐死。［4］为狗殉情，闻所未闻。

不过，也存在为了生理、安全而不顾爱与归属，或是丢下一切，因贫穷和饥荒而不得不抛家弃子。人都享有机动自由，给个人偏好带来了可乘之机。正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所言：“每个人可按照他以为有关的任何标准来给社会状态排序”。［5］民主投票经不住数学逻辑的检验，早已成了悖论。除非，为每个人的供需动机配以统一标准。更好的选择方案莫过于留足机动自由的个人偏好，而不是齐同等好，既有共同的公共计划，也有个人的私人偏好。

供给与需求的异同：没有供给的需求只能是空想。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理论”。［6］供给学派主张需求围绕供给来展开。需求学派则以需求为中心来发话，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需求管理理论最具代表性，其逻辑起点是生产和就业取决于总需求水平。［7］凯恩斯主义单向扩大需求，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的生产停滞以及严重失业。于是，经济学界开始反思。毕竟，出现需求起点，要有相应的供给才能完成满足；出现供给起点，也得激活相应的需求才能一致。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8］没有需求就无有效供给，没有供给也无有效需求，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除去绝对的表里如一，则少不了内隐和外显的二重性，又因各自的二重性形成四重性，除非各自均能表里如一地外化，回到彼此间的二重性。一方表里如一，则形成三重性。受制于过去的知识累积、本体生理机能以及外部环境，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各种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同一事项的行思难免有所异别，还可以是“无意”的结果，此种无意其实是另些有意的遮盖，进而产生了缺漏。

内外二重性，使得供给与需求难以绝对一致。当供给大于需求时，过剩的供给只能储存，乃至作废；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多余的欲望需求被节制，甚至不惜通过斗争来完成，以此达成新的供需平衡。无论是生产过剩还是供不应求，任何供需失衡都会有代价地调整为供需平衡，此时便是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完整匹配。任何主体所获得的供给与有效供给以及需求与有效需求定会存在高低异同：

任何形式的供需平衡，其起点，无论是源于一个或若干个供给侧，还是始于一个或若干个需求侧，抑或供需两侧同步，总会经历从供给到有效供给以及从需求到有效需求的取舍过程，进而将供需失衡并构成衔接一致的供需平衡；如此继续，每一个供需平衡都是下一个供需平衡的新起点，不断达成与原有供需平衡相互异同的新型供需平衡。也就是说：

供给与需求的取舍途径：这里将供给与需求从原有起点到新型衔接的本质取舍现象，统称为“导需途径”。该原理，在于疏导如何更好地满足需求，并非仅是停留于旧貌原状，既要进行量的增减，更少不了对属性质的优创。原是理之本，理是指知识的逻辑联系。基于商品经济的供需平衡账户，听命于货币这一并非万能的中介符号，时间尺度、空间主体以及类型结构的账户匹配都会出现异同现象。何况，人的世界并非仅是单一的货币世界。供需契合适应，才能既遵循自己，又遵循外在；否则，淘汰、舍移、改变等途径均会产生；经由这些途径转化，优化原有供需平衡，形成彼此异同的新型供需平衡，见表1。

表1　供给与需求的取舍衔接

内外适应，呈现出遵循自己且遵循外部的特征。改变，则凸显出主观能动的一面，即单方改变外部或单方改变自己。当自己和外部环境妥协共存时，又表现出共同调和的磨合特征，改变自己并改变外部，磨合是改变的特殊类型。若来不及改变自己，且无力改变所在环境，只能舍弃并迁移，既不改变自己，也不改变外部。根据不同境况，存在各种类型的综合取舍，当契合适应、主动改变、双向磨合、移别舍弃等都无法做到时，只能在原地任由裁决淘汰。

需要获取某种利益，就不能回避相应的弊害，即利弊适应；需要规避某种弊害，只能舍弃相应的利益，即利弊舍移；既有的利弊无法合意时，须革旧创新，即改变利弊；利弊无法回避且已超过极限忍耐，则被淘汰。这样的选择取舍，完全可以进行简捷的心理量化处理。

美国哲学家哈里·戈登·法兰克福（Harry Gordon Frankfurt）认为：“当一个欲望和一个需要对同一东西存有竞争的时候，需要就开启了一个道德优势。…需要的概念核心是这么一个观点，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行”。［9］这明显是将需要和欲望断开。需要是不得不达成的满足条件。需要的前提是生出了欲望，除非没有精神意识，如单体细胞，才是只有需要而无欲望。需求则是欲望与需要的实际变现，欲望是需求的期待与准备，需要是需求的潜在表达。

对量的优化，是在既有供需基础上的适时调衡。对质的优化，则是从无到有的革故鼎新。经由创新来淘汰过时陈旧的属性质，是超越。20世纪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改进生产技术，占领新的市场，投入新的产品，等等。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这种历史上的不可逆转的变动，我们称之为‘创新’”。［10］创新，即改变原有的质，而不仅是优化原质的量。创新不见得一帆风顺，过程与结果难免风波不平。创新不是一味拿出新事物，不是停留于超越旧有或颠覆旧有，还应弥补其不足。

存有导向，落入更为有害的供需当中，是负面效果。进入更为有益的供需当中，则是正面效果。进入无害又无益或弊害与利益不变的供需当中，成了无效。引导需求的途径，立足于更加共益的动态平衡中。在前人对博弈论量化研究的基础上，1951年，美国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用计量方法确定了多人博弈的均衡点。［11］博弈论从此向着各个领域挺进。何况，为了角逐利益最大化或避免损失最小化，任何一方皆可单边违背誓言，重新调整部署，而将不利因素转嫁给为信守诺言之人，与其说是多次重复博弈，不如说是造成了社会诚信危机。

当主体与外界的利弊存有放大或缩小的区间时，博弈论才成立。一旦变成固定利弊，则无法博弈，结果都一样。要是能在犯罪之前就满足其欲望需求，世上完全没有罪犯。可是，有限财富的人世间，无法让千奇百怪的欲望需求得以满足。必须透过经济人与博弈人的表象，看到社会的本质。社会进步，靠的是劳动者的知识增长、劳动对象的扩大和劳动工具的精良，产业升级由此而成。这些提升又得靠发明或发现创新。除了经济人或利益的博弈，还少不了道德人、奉献者、诚实者、谦让者、守法者等。

想要的需求得不到供给，对异样的供给就会乏味。一旦找准了供需平衡的路子，就逆反不起来。既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亦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其前提条件，要么是自己的需求为外界所牵动，如生产商按照自己的理念为客户提供产品，客户只能选择其中；要么是自己未被外界牵动，与外部世界戛然有界，如生产商只能按照客户预设的订单要求去制造相应的产品，不能创新更改。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描绘：“我的老师说：‘为什么要让脚步最慢？一切窃窃私语与你何事呢？跟在我后面，让人们去说吧！坚定的立场要如一座塔，绝不因暴风而颤动’”。［12］这几句话，即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然而，社会并非是个人的独角舞台。分工日趋细化的时代，人与人变得愈发内在独立而又外在紧密，早已没有自给自足的世外高人。不管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还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都不是彻底的路。不仅要引导自己走好自己的路，还得引导别人走好别人的路。(www.daowen.com)

商品市场，谁先解决面临的问题，即可优先获得知识产权，便能占领相应的市场地位，创新成了利益目标的竞争式创新。竞争创新，你超我赶，甚至因竞争走向斗争。竞争是因外化的财富供给不足，斗争是将财富内化到人体当中。无论问题多难，创新总是奇思妙想的巧解过程，包括物质实体和精神境界的翻新。创新不同于创意，创意是新思想，可浮离现实，但创新须回到现实中来。美国管理学家托马斯·彼得斯（Thomas J Peters）等人警示：“大公司生涯最令人失望的事实就是失去了起初使他们壮大的东西：创新。如果大型公司不完全停止创新，其等级肯定会继续下去”。［13］在同行创新的事实下，不创新即意味着落后。没有创新，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没有更好的未来。企业规模化后，创新意识并非淡化，还会继续强化，并有更多的人力财力去投入，这种斗志不可与前期媲美。替雇主创新，并非为自己创新，因此，目标角色不同。加之庞大分工协作的纰漏以及外部竞争的羁绊，企业的规模效益很容易存在极限。

从无永不衰落的企业，有斗志高昂的兴旺期，也有力不从心的衰退期。资本家是以资本投资来赚取更多资本存量，无关文化引力的创新与否，资本家是企业家的初级阶段。仅是仿效或继承，只能算企业专家，企业家是有独特文化引力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行为的企业专家。不是先有经济学家，才有企业家。企业家不断实践出成果，经济学家不断验证其理论。企业家不是经济学家或科学家，科学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企业家。但企业家和科学家是有部分交集的两类人，各干各的行业，互为对方提供素材。专家、学者无法一次性洞察一切现象事实，所以，不断会有理论创新成果出现。

［1］［德］尼采（黄明嘉）.快乐的知识［M］.London：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9：183.

［2］Freud， S（Translated by Joan Riviere）.The Ego and the Id ［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37-38.

［3］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M］.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0 ［1954］：35-45.

［4］Saul， J. Soap actor commits suicide after pup’s forced’ euthanasia ［N］. New York Post2012-01-28. http：//nypost.com/2012/01/28/soap-actor-commits-suicide-after-pups-forcedeuthanasia/.

［5］［美］肯尼思.阿罗（陈志武、崔之元译）.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20.

［6］［法］萨伊（陈福生、陈振骅译）.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2.

［7］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 London：Atlantic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1936］ 2006.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741.

［9］Frankfurt， H， G. The importance of what we care about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104-106.

［10］［美］约瑟夫.熊彼特（何畏、易家祥等译）.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90.

［11］Nash， J. Non-cooperative Games ［J］. Annals of Mathematics， 1951， 54（2）：286-295.

［12］Alighieri， D.（Translated by William Stratford Dugdale）. Dante’s Divine Commedy：The Purgatorio ［M］. London：George Bell & Sons， 1883：46-47.

［13］Peters， T， J；Waterman， Ra， H. ［M］. New York：warners Books， Inc. 198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