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尽管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但是，其他因素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恩格斯也强调：“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2］只要选取足够多的样本，便会发现，事实果然如此。

经济水平与社会状态的异同：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历史资料。［3］按购买力平价计，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全球33%，此后，清朝衰退，比重下降到1870年的17%和1913年的9%。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GDP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1820年的28%上升到1870年的45%，然后继续提高到1913年的57%。以至于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清王朝无力抵御，帝国风采不存。1820年，中国GDP总量是英国的6.3倍，1870年，中国GDP总量是英国的1.9倍。具有GDP绝对优势的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中一败再败，等值的铁矿不及等值的枪炮。经济水平的高低，不能保障一切胜败，可见：

另据麦迪森按1990年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国际元计算，中国人均GDP在公元1年到公元1600年，维系在600元左右。在经济水平长期不变的手工业时代，同样有盛世，也有衰变。公元1500年的中国，是较平稳的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1600年是怠政渐衰的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700年虽是清朝康熙盛世年间，但人均GDP表征的供需平衡水平仍前后一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或以市场汇率换算，印度与越南的人均GDP增长轨迹长期相当，但两国的政治制度大相径庭。无论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还是按美元市场汇率换算，法国与英国的GDP总量与人均GDP长期相近，但两国政治并非一致，英国是君主立宪两党议会制，法国是多党议会制。

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大陆地区GDP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如图1所示，经济水平遥遥领先于别国。2015年，中国大陆GDP总量约占全球的16%，美国和英国各占15%和2%，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GDP总量是全球的32%。若以市场汇率换算，中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2015年美国与英国的GDP总量分别占全球的24%和4%，中国大陆占全球15%，中国澳门、香港与台湾地区的GDP总量略占全球1%，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GDP总量大致占到全球的46%；1990年，美国GDP总量与八国GDP总量依次是中国大陆的16.6倍和41.9倍，2015年下降至1.6倍和3.1倍。信息灵便的新时代，欧美低落与中国崛起，重新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各种经济风险，则无法由收入水平完全决定。

图1　2015年不同国家或地区GDP与全球GDP之比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2]

经济水平与贫富差距大小的异同：1955年，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运用1913年～1948年的数据，验证了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先增大后缩小的现象。此现象被称为“倒U型曲线”，是与微笑曲线相反的哭泣曲线。后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使用美国1910年～2010年间的经济数据，揭示收入差距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下降和80年代以前的稳定期以及后来的上升期。［4］差距扩大后会千方百计缩差，然而，效率竞争又使差距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决定社会平等与否，货币资本并非万能。其趋势，归总为：瑞士信贷银行在全球数十个国家经营业务，据其统计，如图2所示。2016年，俄罗斯前10%富裕人群的货币化财富占了全国的89%，印度在81%左右，泰国是80%，其余90%的人群仅占了很小一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极大。印度和泰国前1%富裕人群的货币化财富占到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俄罗斯更是高达74.5%。这些货币化财富是国民历年扣除消费支出后的收入累增，尽管国民的消费支出不会完全一致，但是，财富积累的严重不平等，还是能映衬出收入的严重差距。

图2　2016年各国货币化财富的不平等程度

资料源自瑞士信贷银行《Global Wealth Databook 2016》^[3]

中国大陆、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丹麦、南非、瑞典、智利等前10%富裕人群的货币化财富占到全国的70%以上，除去瑞典和丹麦，前1%富裕人群的货币化财富所占全国的比重都在40%以上。新加坡、爱尔兰、芬兰和中国台湾则在62%上下，英国、瑞士、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贫富差距程度十分接近，前10%富裕人群的货币化财富大约占全国的56%，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大致占53%。日本、比利时和匈牙利的贫富差距相对较为缓和，但是，前10%富裕人群的货币化财富仍然占到全国的47%以上，前1%富裕人群的货币化财富差不多占了全国总量的18%。显然，俄罗斯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算高，但其贫富差距最大。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虽不及美国，但比俄罗斯与印度高出太多，其贫富差距程度却相对较低。中国属于中等偏高收入水平的国家，高于印度而又低于俄罗斯，但国内的贫富差距与美国相差不大。

经济水平与储蓄率高低的异同：储蓄或投资与经济水平也无定势可循，任何年份的数据，皆能说明该问题，见图3。世界银行定义国内总储蓄为GDP减去总消费，2015年，中国澳门人均GDP比香港和大陆高许多，但储蓄率是64.33%，中国大陆储蓄率为48.88%，中国香港仅有23.93%。高储蓄率，利于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个人发展提高，形成长远的公共福利和个人自主福利。同为新兴发展大国，巴西人均GDP比印度高出数倍，但储蓄率仅为16.43%，低于印度的30.59%，印度储蓄率与人均GDP又比中国低许多。储蓄率过低，政府无法集中开展规模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个人也无法规划未来的发展支配。尤其是巴西，关注近前的社会福利，缺乏长远福利的规划建设。美国的人均GDP不低于中国香港，但储蓄率仅17.45%。非洲利比里亚的储蓄率低至-66.92%，超前消费突出，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和汇率人均GDP仅有836国际元与452美元。若是贫穷所致，格林纳达的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为13558元，汇率人均GDP也高达9212美元，但储蓄率也长期为负。

图3　2015年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储蓄率与人均GDP的对应关系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4]

有关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各种理论，诸如稳定函数关系的绝对收入理论、消费取决于攀比与习惯的相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不同的消费者，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也具有一定的不适性。不同的观念，会造就不一样的消费后果和投资理念，经济世界的精彩本源正在于此。即：消费支出水平的高与低经济收入水平的高与低储蓄率的高与低（t）

简单地说，富人不一定完成了消费性供需平衡而产生更多的投资。相反，穷人不一定就没有做到消费性供需平衡而毫无投资。贫穷，可通过省吃俭用的低消费供需平衡来完成资本增量的积累。相同的收入水平，既可以倾向于消费，也可以注重于投资，还可以消费与投资两不误。

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的异同：无论是收入，还是消费，抑或投资，都无法回避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普遍认为金融是与实体经济相对的虚拟经济范畴。各国金融与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起伏较大，且结构份额难言一致，如图4所示。澳大利亚的经济水平低于美国，但金融与保险业所占份额相对最高，从1990年的5.8%增长到2015年的9.3%，美国有所增长，却始终低于8%。美国经济水平高于英国，但是，近十年来，英国金融与保险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于美国。法国与英国的经济水平接近，但法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与保险业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1973年该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1%，2015年是4.5%。与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相比，中国大陆的人均GDP相对最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金融与保险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N字型增减增排列，2015年，该值已达8.4%，超过了美国，中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低。

图4　各国金融与保险业增加值占GDP比重(www.daowen.com)

数据源自美国经济分析局^[5]、法国统计局^[6]、英国统计局^[7]、澳大利亚统计局^[8]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左右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在不同地区是变数，有其异同关系。显而易见：

金融与保险，这些虚拟经济的经济价值源于对实体经济的依附，才会存在增加值，是实体经济的转化延伸，即实体经济的再分配。不管是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还是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表面上，是以服务产品的形式创造了生产成果，即金融业的增加值，实际对应着所能享有的实体经济购买力。没有实体经济，金融经济皆是符号经济，也就无法对实体经济服务并换取相应的报酬。金融业始终无法超越实体经济，只能是在实体经济界限内进行转化，主要以真真假假的服务平台来换取报酬收入，任何以钱生钱或以钱换钱的游戏规则皆如此。

事实上，第一产业的某些原始产品，经过第二产业的加工制造后，便为其追加了新的增加值，这个新增的增加值会超过加工成本才能有利可图。加工制造并非故意造作，可以改良原始产品的储存与质量。为了让加工制造后的产品顺利进入市场，还得有第三产业的多种形式的服务流程，又为其追加新的增加值，新的增加值又会超过销售服务成本才能有利可图。第一产业的实体经济，经过第二、三产业不等量的增加值追加，则升级为更高价位的商品。

当然，任何同类产业都由若干企业或无数个体经济构成。无论实体经济抑或虚拟经济，只要可达性自由交易市场存在足够多的样本数据，就会轻易发现，无论盈亏如何，商品在任何价位都有人买卖。例如，任何一只公开上市交易的股票，其成交量与成交价的高低并无一致性可循，任何高价位与低价位，都有人在买入，也有人在卖出。无限可知可行的世界，每个主体的所知所行有限，完全理性、有限理性与丧失理性都不可避免。

经济水平与灾害发生的异同：无论经济水平发展如何，各国各地总会时不时地遭受自然灾害的荼毒。这不是人与自然的谁胜谁败，而是彼此间的匹配异同。那么：

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灾害数据库统计，自1990年以来，全球因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每年均在7千万人次以上。1990年伤亡0.84亿人次，2015年伤亡1.1亿人次，与全球经济发展水平并无必然关系。其中，死亡人数位居全球前十的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还有最不发达的国家。尼泊尔与马危拉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15年尼泊尔受灾死亡9034人，全球第一，主因是地震；马危拉死亡283人，主因是洪水，低于美国的316人、比利时的410人以及法国的3295人，法国的受灾主因是热浪。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有3391人和1892人死亡，印度死亡主因是热浪与洪水，巴基斯坦是热浪与地震。2015年，中国各类自然灾害导致492人死亡，位居全球第五。

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自然灾害都不是经济决定论。供需平衡总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经济的单向锁定，超越了经济的范畴。当物质基础打牢后，精神的平衡也是难点。物质有限，精神欲望无限。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1.

［3］［英］安格斯·麦迪森（伍晓鹰、许宪春、叶燕斐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2-263.

［4］［法］托马斯.皮凯蒂（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5.

【注释】

[1]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2]http：//archive.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3]https：//www.credit-suisse.com/corporate/en/research/research-institute/publications.html.

[4]http：//archive.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5]https：//faq.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

[6]https：//www.insee.fr/en/statistiques/2839274？sommaire=2839395.

[7]https：//www.ons.gov.uk/economy/grossvalueaddedgva.

[8]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DetailsPage/5204.02015-16？Open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