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的知识水平与规划预测、外在条件和本体机能的差异化，互动印证，各种不同结论都会在未来幸存。于是，各自都会发出有力的声音或留下足够的字符，并可培育接班人。在同一世界围绕同一现象的各种学派在自认为正确的情况下诞生差异化，催生同一专业的不同学派。然而，广博的世界，岂能让任何生命有限之人洞悉穷尽，专业化的分工必不可少。各专业人士提供不一样的成品才能供以人们在不同时间尺度和不同空间尺度的需求品评。如此做法，正是多样化的量与质的不得已，何况不止一个人，而是庞大的一类。否则，就是枯乏的单调世界。学派理论不同于会议报告或学术探讨，而是探究信仰依据。林立共处的各种大小理论宗派，没有谁纠结于它的唯一与否，现实中人，会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调适，择其善者而从之。

哲学的口径最大，其研究对象广涉一切门类学派，包括哲学本身。哲学的研究范围源于人的一切和一切的人，也是为了人的一切和一切的人，只是不能绕过自然界而片面地就人论人。人类增设的各种封闭空间只是为了阻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部分有限事件，并不能成功决裂为自给自足的孤体。哲学在研究人的一切以及一切的人时，其内容又可转换为研究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既可围绕中心焦点发散，也可按前后的逻辑顺序衔接。环境是容量，哪怕时过境迁，只要留有能被人类捕捉到的痕迹，也算是成功介入了人文环境。环境里的具体对象，既可能有使用价值，也可能没有使用价值，还可能是过去有使用价值或现在有使用价值或未来预期有使用价值。其中，有使用价值的部分就是财富，对人有使用价值则是人的财富。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5］

然而，财富并非现成可得。在先贤理论出现以前，常人并不知道将会出现何种思想，只能率先从某个人那里开始或从局部区域始发。历史的传道者，担负着播种任务，之后的人们，是幸运的分享者，只是不那么具有开端意义。(www.daowen.com)

与既往历史时代相比，18世纪的最大不同，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进而在19世纪，产生了德国哲学家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他们是影响方方面面的社会学奠基者，所处的时代，恰逢工业化早期，新事物撞开了他们的思想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