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2016年初曾发表长篇文章，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其中提出“今天不以‘壮士断腕’的改革促发展，错过了宝贵的‘窗口期’，明天将面临更大的痛苦，甚至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陷阱。特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更要勇于舍弃，要有一股放开手脚、冲破羁绊的闯劲，迎难而上、愈难愈进。”⁽²⁾

壮士断腕，是国家领导人在表达其推行重要决策之决心时常用的一个词语。十多年前，朱镕基在推进国企改革时用过这个词；前几年，李克强在推进政府行政改革时，也用过这个词；习近平在推进反腐倡廉时，还是强调了这个词。

毒蛇伤手，断腕求生。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今天，已经进入了各方矛盾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攻坚阶段，况且又面临全球经济下滑的困难；很难找到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改革方案，也很难做出一次对所有人都能直接带来利益的帕累托优化。面对困境，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领导人高瞻远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简称“三去”），只有割除掉这些拖累经济转型发展的肿瘤，才能轻装上阵，重整山河万里，收拾金瓯一片。

然而，这中间有个非常致命的难点：谁来做主挥刀断腕？如果由壮士的大脑做决策，那么理清思路，下定决心，咬紧牙关，自然能恰到好处地切下去；可假如我们设想，大脑长在手臂上，或是让手臂甚至手腕自己做主是否落刀，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因为站在“手臂”或者“手腕”的立场上看，就不再是“壮士断腕”，而是“无常催命”了。因为这一刀下去，对手腕而言，就全军覆没了；对手臂来说，今后也一定不再受重视了。所以对“壮士断腕”的理解确实会因立场和视角的不同而不同。

早年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认为个人与理想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来实现”；前者是小理想，后者是大理想。当他们真正追求那些远大的革命理想时，是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的。如今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已经不多见了，而现实主义者们恐怕是不接受那种通过牺牲小我，或者损害小我的个人利益而得以实现的大理想的。这样，站在国家立场和全局利益上的“壮士断腕”，就可能变成一些局部利益主体的“无常催命”，推行起来就会面临巨大的难度。

在今天，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快实现“三去”，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分工。有人认为这次“三去”还得靠政府，因为目前，我国的行政力量还是远远比市场力量强大；也有人认为必须靠市场，理由是：这问题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造成的。比如我国钢铁产量从建国初期的200万吨发展到2008年的5亿吨，用了近60年的时间；而在4万亿投资的刺激下，短短5年内全国粗钢产量就超过8亿吨，产能更是达到11亿吨。

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或多或少有些偏颇。忽视市场作用是错误的，单纯采用行政手法往往事倍功半，而且长远来看还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而忽视政府作用也是偏颇的，况且“三去”需要大量的就业和稳定工作配套，这对政府来说是责无旁贷的。(www.daowen.com)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灌溉与沟渠》的寓言故事，说的是在沟渠还未建设的时候，两个农夫争执着田里是否该浇水。因争执不下，两农夫便各行其是。结果是：浇水的田里禾苗烂死，而不浇水的田里禾苗渴死。原因很简单，农田需要沟渠以保证合理的水量。

沟渠是有效灌溉的重要环境保证。在“三去”的进程中，政府的任务是侧重于“沟渠”建设，如就业、社会保障、资金支持等，比如央行与多部委联合推出的《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就是一例；而市场的作用在于合理“浇水”，对各类问题企业的剩余价值进行评估，采用收购兼并、战略重组等方式加以消化吸收。

为此，中央政府要调整好对各级官员的考核机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去建设“沟渠”，为“三去”营造良好的环境；鼓励市场力量积极参与对不良资产的处置，以优胜劣汰的价值原则实现“三去”，把成本降到最低程度。总之，官员有了积极性，政府才有积极性；考核机制解决好了，“无常催命”才能转化为“壮士断腕”；而社会成本有了合理安排，市场积极性才能得到有效发挥。这便是政府与市场的分工。

(1)　本文原载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8期。

(2)　可参阅《迈出大国经济铿锵步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述评》（《人民日报》2016－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