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全国两会的会场上，“互联网+”行动是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而在此前的上海两会上，关于“互联网+”行动的专题会场也是参与代表最多的，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此的高度关注。随着《上海市推进“互联网+”行动实施意见》的颁布，3个方面21个专项的实施，预计全市会进入一个“互联网+”行动的高潮。

2015年年初，中国政府首次号召推进“互联网+”行动，举国上下纷纷响应。一年后，互联网不仅向服务和制造的各个行业融合，加速经济转型升级，还进入了交通、健康、教育、旅游和智能家居等领域，不断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甚至还深入公共安全和城市基础设施，推动着城市管理创新。

随着“互联网+”行动的深入开展，许多行业的壁垒和界线被打破；在金融、医疗、交通等互联网率先进入的领域，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安全隐患，行业的运行模式与政府的监管方式遇到了巨大挑战。因此，在推进“互联网+”行动，加快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实践的同时，需要加深对这个融合过程的认识，不断创造适合其转型发展的行业运行模式，不断创新政府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的监管方式。

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是把互联网技术与适应于互联网的企业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嫁接”到各行各业，与这些行业的业务及运营深度融合，进而促成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依托互联网等先进技术转型升级，促成原有业务创新升华；也就是说，“互联网+”行动是把那些饱含互联网“基因”的企业“嫁”到了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

首先，在“互联网+”时代，不应再有“互联网行业”的概念。或许我们可以把那些从事互联网通信和信息技术研发与设备制造的企业称为“互联网基础行业”，但是如今人们俗称的“互联网行业”里，大都是从事互联网应用的企业如BAT之类的。淘宝、滴滴出行、携程、支付宝、春雨医生等虽然仍可以称为互联网企业，但它们显然不属于同一个行业，而是应该分属于零售、交通、旅游、金融和医疗等行业。“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虽然它们依然具有互联网的“基因”，可是毕竟应该随“夫家”的姓。(www.daowen.com)

强调这一点，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在强调那些进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互联网企业，必须要有新的归属感。一方面，那些互联网企业必须深入了解所进入行业的特征，所从事业务的特点，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特色，而不要以为只要加上“互联网”的标签就能点石成金，更不能以此让用户和合作伙伴产生错觉。另一方面，监管当局应该把这些“新媳妇”作为大家族的一分子来支持与监管。比如，P2P网络贷款虽然走的是互联网渠道，可依然是借贷业务，而且有一段时间，许多P2P机构的运营模式与商业银行非常相似；金融监管当局如果及时跟进，理直气壮地进行监管，或许就不至于酿成今日之局面。

其次，互联网企业虽然“嫁”入了传统行业，从事相似的业务，但是它们的业务模式和经营理念还是有很大差别；毕竟“男耕女织，男女有别”。互联网企业大都采用轻资产、平台型的开放式商业模式。商业模式不同，监管方式就应该不同，这就要求监管当局针对互联网和平台型的特点，创新监管方式。比如，传统出租车公司必须拥有出租车，并雇用出租车司机；但是新型的专车平台却并不愿意这样做。作为第三方的开放式平台，用户对它而言，是客户，是资源，甚至是合作伙伴，却不再是雇员。因此，强制要求专车平台等新型互联网企业与用户之间签订劳动合同，恐怕是一种“削足适履”的方式。根据那些平台型企业的特征，监管当局一方面可以增强其权利，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自设进入门槛，自己定义用户关系；另一方面加强其责任，如强制要求企业更加透明地披露用户信息，当双边用户发生纠纷时应承担连带责任，不得自称信息中介而推诿。这样能够加强互联网企业对大数据的社会化应用，促进行业的转型升级。

最后，推进“互联网+”行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培养全新的下一代，即互联网与传统企业的深度融合。如今常讲“跨界”“颠覆”，跨界是必须鼓励的，而颠覆则要慎重，要看颠覆的目标是传统模式还是传统企业。我们并不鼓励互联网企业“嫁”入各个领域后，颠覆掉大部分传统企业，变成了“母系社会”；更不赞成一些互联网企业热衷于“新瓶装旧酒”，利用监管灰色地带的特殊优势“颠覆”掉原有企业，而不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上下功夫。我们希望“新媳妇”带来“新气象”，发挥鲶鱼效应，带动整个行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运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创新模式，转型升级；我们更希望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深度融合后，诞生和演化出更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以实现行业的转型发展。

(1)　本文原载于《上海观察》“思想汇”栏目（20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