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结构性改革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分析及启示

结构性改革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分析及启示

时间:2023-05-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具体而言,结构性改革未能确立日本政府在相关政策落实及推进过程中的绝对性主导地位,进而迫使政府转而寻求与主要利益集团达成妥协,最终改变了政策初衷及政策效果。此外,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所倡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需要积极外部环境的支撑与配合。

结构性改革对日本政府的影响分析及启示

第一,尽管安倍政府已然意识到结构性改革对扭转日本经济颓势的关键作用,并在安倍经济学框架构建及内容设计等方面融入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部分,但因为这一改革的力度及深度不足,缺乏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所以难以触及经济运行系统的核心部分,也未能扭转日本经济持续萎缩的窘境。

第二,日本传统的政治经济运营系统制约着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果。具体而言,结构性改革未能确立日本政府在相关政策落实及推进过程中的绝对性主导地位,进而迫使政府转而寻求与主要利益集团达成妥协,最终改变了政策初衷及政策效果。同时,日本政府又不愿意赋予市场在改革进程中的绝对性主导地位,甚至希望借助结构性改革扩大政府治理经济的权限,限制市场机制的功能性发挥。总之,政策的“妥协性”与市场的“有限性”仍是困扰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要因。

第三,尽管结构性改革的相关举措考虑了日本国内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等威胁经济稳定增长的不利因素,同时也希望依托日本制造业技术竞争优势的有利因素,实现趋利避害式的经济复苏;但事与愿违,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市场需求,甚至消费税率的增加进一步遏制了社会总需求的上升,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增长动能的不足,也抑制了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因素有适当的考虑,但并没有协调好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互动联系,更没有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前提。此外,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所倡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需要积极外部环境的支撑与配合。而令人棘手的是,安倍政府不断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挑衅周边国家,致使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举步维艰,外部经济条件极度恶化。为此,日本学者高田创指出,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是对外关系,其中日美关系位于中心位置,与之相呼应的是日本与亚洲近邻之间的关系。[38]由是观之,若安倍政府仍难以在周边外交上打开局面,则政经脱节的外部环境只会加速安倍经济学走向彻底的失败。

第四,需要指出的是,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并没有摆脱日本战后政治思想的传统束缚,也没有在经济治理的思维模式上取得任何创新,更无法击破日本社会固有且僵化的政治经济利益链,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从这一层面来看,结构性改革乃至安倍经济学所有整体既是经济范畴的命题,更是政治范畴的命题。

【注释】

[1]国内学者方福前将“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以政治和经济,或社会和个人,或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问题、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内容的社会科学”。具体内容参见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第34—35页。

[2]【美】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1—232页。

[3]【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133页。

[4]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转引自:【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5][美]高柏著,安佳译:《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6]栾雅钧:《萧条的日本经济与困境中的凯恩斯主义》,《世界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第73—77页。

[7]贡慧、陈建安:《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启示》,《当代财经》2012年第2期,第43—50页。

[8]Matthew P.Goodman,“Not Beyond Hope:Japan and TPP,”Global Economics Monthly,Volume II,Issue 1,Center for Strategic&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Simon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January 2013,p.2.

[9]冯昭奎:《日本经济结构欲改还难》,《瞭望新闻周刊》2000年第11期,第27页。

[10]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12Article IV Consultation with Japan:Concluding Statement of the IMF Mission,June 12,2012.

[11][日]榊原英资:《日本为何难以推进结构性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3—4月,第5页。

[12]据日本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安倍经济学鼓吹的“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国内基础货币存量由2012年12月的138.47万亿日元猛增至2015年2月的278.87万亿日元,增长幅度超过一倍多(日本銀行:「マネ夕リーベース」、2015年3月3日,http://www.boj.or.jp/statistics/b)。而与此相比,日本国内贷款余额并没有出现大幅增加的现象。以2015年2月9日日本央行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国内银行2015年1月的平均贷款余额为423.67万亿日元,尽管同比增加2.6%,但远落后于基础货币超100%的增加规模(参见:日本銀行金融機構局:「貸出·預金動向速報(2015年1月)」,2015年2月9日,http://www.boj.or.jp/statistics/dl/depo/kashi/kasi1501.pdf)。由此可见,安倍经济学的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刺激日本国内的有效资金需求,大量的闲余资金仍以存款保证金的形式保留在日本央行的相关账户中。

[13]安倍晋三:《AEBFクロージンゲセツションにおける安倍理スピーチ》,2014年10月16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1016aebf_speech.html。

[14]安倍晋三:《AEBFクロージンゲセツションにおける安倍理スピーチ》,2014年10月16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1016aebf_speech.html。

[15]马文秀:《日本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此外,樊勇明、贺平两位学者指出,日美贸易摩擦至少在四个方面对日本的国内改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通过将反对改革的矛盾导向外来的压力,日本政府得以最大限度地化解政治内压,从而减少国内阻力,降低改革的成本;其次,外压的有效作用往往寻求建立跨国的利益同盟,从而使国内业已存在的改革需求显性化,增强其社会影响力,加速改革进程;再次,在强烈外压的作用下,国内各利益集团不得不进行打破现状的利益交换,通过大众媒体等渠道,新的社会共识和政策偏好得以形成,从而使改革的速度和力度控制在日本经济和社会的承受范围之内;最后,在美国贸易外压的作用下,通过条约、协议、合同等书面的法理形式,日本得以将既有的改革成果制度化。”参见樊勇明、贺平:《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现代日本经济》2009年第1期,第29页。

[16]日本内閣府:《統計表一覧:機械受注統計調査報告》,http://www.esri.cao.go.jp/jp/stat/juchu/1412chouki-1.xls.

[17]株式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総合研究所:《第111回中小製造業設備投資動向調査·要約版:2014年度修正計画(9月調査)》,2014年10月22日,http://www.jfc.go.jp/n/findings/pdf/news261022a.pdf.(www.daowen.com)

[18]株式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総合研究所:《第111回中小製造業設備投資動向調査·要約版:2014年度修正計画(9月調査)》,2014年10月22日,http://www.jfc.go.jp/n/findings/pdf/news261022a.pdf.

[19]张乃丽、蔡俏:《安倍经济学传递机制中的企业投资研究》,《国际经贸探索》第29卷第10期,2013年10月,第113页。

[20]Richard Katz,“Voodoo Abenomics:Japan's Failed Comeback Plan,”Foreign Affairs,Vol.93Issue 4,July/August 2014,pp.133141.

[21]高田創:《祝アベノミクス1年、目指すは企業活動の活性好循環》,《リサーチTODAY》,みずほ総合研究所,2013年11月21日。

[22]江瑞平:《法人垄断资本主义:关于日本模式的一种解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154—155页。

[23]王建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深层结构性原因:从美日“新经济”转型的成败谈起》,《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第127页。

[24]陈淮编:《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25]针对这一问题,日本著名学者藤原归一教授就曾指出,日本市场若实行彻底的自由化,则绝不可能扶植出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参见藤原帰一:《アジア外交とその時代》,《国際問題》第623号,2013年7、8月,第2頁。

[26]樊勇明、贺平:《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现代日本经济》2009年第1期(总第163期),第25页。

[27]甘峰:《日本的“战后”与40年体制》,《东北亚论坛》1996年第4期,第73—76页。

[28]日本農林水産省:《農林水産省知的財産戦略2020》(2015年5月28日)。

[29]日本経済産業省:《新しぃ夕ィプの商標の公開商標公報が発行されました》(2015年4月14日),http://www.meti.go.jp/press/2015/04/20150414001/20150414001.html 2015年10月30日访问。关于日本新型商标的具体说明,参见侯继芸编译:《日本新商标法拟增五种类型商标申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官网,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409/2015/0311/450415/content_450415.htm.

[30]日本農林水産省:《地理的表示保護制度活用支援中央窓口(愛称:GIサポートデスク)(フリーダィヤル及びィン夕ーネツト)の開設につぃて》,2015年5月14日,http://www.maff.go.jp/j/press/shokusan/sosyutu/150514.html,2015年11月24日访问。

[31]《食品の地理的表示をぃかせ》,《日本経済新聞》,2015年6月29日。

[32]共同社2月10日电:《日本特许厅将大幅下调商标注册费》,2015年2月10日。

[33]日本特許庁:《外国出願にかかる費用の半額を補助します》,更新日2015年9月8日,http://www.jpo.go.jp/sesaku/shien_gaikokusyutugan.htm,2015年11月24日访问。

[34]日本経済産業省:「中小企業·小規模事業者の数(2012年2月時点)の集計果を公表します」,2013年12月26日,http://www.meti.go.jp/press/2013/12/20131226006/20131226006.html,2015年11月24日访问。

[35]肥塚直人:《事業性評価で注目される知財金融:特許庁の取りみと効用》,《金融財政ビジネス》,2015年9月7日,第6頁。

[36]同②,第7頁。

[37]日本首相官邸:《米国連邦議会上下両院合同会議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理大臣演説》,2015年4月29日,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5/0429enzetsu.html,2015年6月16日访问。

[38]高田創:《安倍政権「3段ロヶツト戦略」軌道の「右側」に懸念》,みずほ合研究所,2013年5月23日,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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