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由于它是安倍政府治理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对策，同时也是充分反映现阶段日本经济发展现状的应对措施，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改革内容做客观、中肯的评价与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但其中仍不乏个别亮点值得一提。

其一，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强调科技创新在引领日本经济复苏中的示范性功能。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额外产能，为此，其着重强调产业转型及结构升级的重要性，并希望依托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引领下一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诚如安倍晋三本人所言，技术创新是安倍经济学相关政策核心中的核心，^[14]也是贯穿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主线与基础。为此，安倍政府钦点了氢能源汽车、ips细胞（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机器人三大领域为推进日本整体产业升级的主攻对象，并希望借助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及重大技术突破，对其他产业的转型与升级起到良性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安倍政府更希望三大领域相关产品的市场化能够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并通过蝴蝶效应的扩散，促使日本经济走出持续衰退的阴影。

其二，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有一股主动性、内生性的形成力量，或者说其改革的动力源自经济结构的内部调整，是对实现经济复苏的极度渴望所引发的内生性动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生于泡沫经济崩溃之前的日本国内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存在显著的被动性、外压性特征。换言之，当时的日美贸易摩擦成为“日本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外在动力”^[15]。相比较而言，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是日本经济面对“失去二十年”甚至是可能即将到来的“失去三十年”的主动反应，也是日本经济运营体制内部对改革要求的集中表现。

其三，安倍政府意图依托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其中的制度结构改革部分，“软化”日本落后、封闭、僵化的传统经济体制，同时引入外部竞争，推动日本国内经济体制朝向活泼、开放的方向发展。对外资的开放度不高一直是困扰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之一，尤其是泡沫经济崩溃以降，日本的这一薄弱环节始终受到外界的质疑与诟病。因此，如何打破日本经济传统的封闭体制，实现日本经济与外部经济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交流与融合，成为安倍经济学制度结构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为此，安倍政府意图以TPP谈判为主要切入口，一则加速日本经济的开放程度，为外资流入日本创造更为积极、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二则“以外促内”，通过输入外部的竞争压力，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及制度结构优化。

尽管如此，随着安倍经济学逐步失去新鲜感、日本经济逐步回归至日趋衰退的原轨道，针对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批评意见也日益增多、此起彼伏。不可否认，结构性改革难以摆脱日本传统政治经济体制的束缚，更无法触及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顽疾，进而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

一是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解决政府“妥协性”和市场“有限性”的根本问题。诚如高柏所言，“非市场治理结构”是日本政治经济系统的典型特征。这一表述不仅客观指出日本政府治理经济的政策局限性及主体缺失性，同时也表明日本政府容易与相关利益集团取得妥协，导致政策推进落实的不全面、不彻底；同时，这一表述也说明日本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特征，即，特定利益集团容易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实现对个别市场的局部性垄断，并最终导致市场的非公平性竞争及利益分配的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由是观之，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赋予政府在相关改革政策上的绝对主导力，更没有隔绝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密联系；相反，政府却更为依赖传统的利益集团以推动氢能源汽车、机器人、ips细胞等核心产业的开发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更没有赋予市场充分的主体性地位，也未能建立起完全由市场来协调国内经济资源的调拨与分配，并由市场来决定相关产品及服务定价和利润分配的运作体系。

二是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始终未能建立起政府与市场沟通的良好机制。尽管为提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沟通效率，安倍政府重新梳理并修改了部分政府直属的政策咨询机构（见表3），同时意图通过这些主要的政策咨询机构，把政府的相关政策及政策意图第一时间传递给市场及相关行为主体，但这一片面性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解决市场与政府之间沟通不畅的现实矛盾，更没有起到“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及反馈的功能，致使市场及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与政府政策的具体意图之间形成较大落差。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是在增加工资这一关键问题上。尽管安倍本人及安倍政府频繁要求企业为员工涨工资，同时通过相关政策咨询机构释放信号，但仅有一小部分大型企业给予了积极回应，广大的中小企业没有甚至难以做出必要的回应，最终这一近似于行政命令般的改革措施也未能提升社会整体的工资水平和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显然，安倍政府在加薪问题上与日本的企业界存有一定的认识偏差。

三是结构性改革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市场需求，最终演变为“无关痛痒”的政策调整。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机械订单统计调查报告》显示，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2013年与2014年日本国内机械订单额分别增长至25.6万亿日元和27.89万亿日元，但仍低于金融危机前2007年29.71万亿日元的水平。^[16]另据日本政策金融公库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度（2013年4月—2014年3月）日本国内中小企业设备投资额较2012年度增加7.1%；2014年度（2014年4月—2015年3月）调整后的预期增加幅度为9.0%（原预期值为-5.2%，即减少5.2%）^[17]。尽管近两个年度的数据统计值显示企业设备投资有所增长，但变动幅度仍远低于2010年度的21.2%和2011年度的18.6%，^[18]从另一侧面表明日本国内需求增长仍然有限的事实。(www.daowen.com)

张乃丽、蔡俏曾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日本企业在决定是否投资时，融资不是问题，资本存量也没有过剩到影响新增投资的程度，投资后生产的产品能不能在国内外市场上卖出去，从而能不能获利，是影响企业家投资决心的最重要因素”。^[19]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显然偏离了企业的投资期望，没有从根本上增加或扩大市场需求，也没有培养市场的潜在性需求，最终使企业扩大销售、增加生产的预期下降，企业的追加投资亦随之减少。对此，理查德·卡兹（Richard Katz）告诫称，尽管安倍晋三正竭力诱发通货膨胀，从而促使日本消费者信心得以恢复，但信心建立的关键方法仍然依赖实质性的结构性改革，同时借此改革以重塑日本企业滞后的竞争力。^[20]日本学者高田创甚至告诫称，安倍经济学成功与否取决于日本企业的态度。^[21]其一来暗示安倍政府应当给予日本企业更为便利的竞争环境及更为有利的税收条件，二来讥讽安倍政府不到位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并没有给日本企业带来经济增长的实感。

表3　安倍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咨询机构

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其四，从宏观政治经济结构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难以颠覆战后日本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难以触及经济运营体制的核心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体制转变为垄断法人资本占有制，而这是日本法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基础，^[22]也是统治战后日本经济70年的核心制度。在这一基本经济体制的笼罩下，日本政治俨然成为大财阀、大企业所垄断的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辩护者、“守夜人”，政治家与经济财阀之间已经形成高度融合且相互扶持的利益综合体。针对这一根本性的结构弊端，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应符合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背景，更应彻底废除把日本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日本股份公司”的传统体制。^[23]但恰巧相反，安倍政府作为日本政治的集中性表现，更是主要经济利益持有者的代言人，没有也绝不可能对业已固化的经济体制或利益分配机制采取革命性的修正措施。另一方面，诚如实施产业政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即完备的法律基础、发达的市场条件、先进的信息收集、处理及交换手段。^[24]尽管日本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基础条件，但仍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条件，个别行业或产业常年垄断的结果导致集团性政治经济利益群体丛生，这也是阻碍结构性改革推进与落实的主要因素。^[25]举例而言，针对日本农协的相关改革方案及措施迟迟难以推进，就是政经利益群体固有力量的真实写照。

其五，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未能从本质上重塑积极、开放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导致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彻底失败的根本动因。事实上，当前的日本亟须思想观念上的彻底革新与进步。安倍政府并没有推动日本社会朝向开放、自由的方向发展，相反却使社会整体变得更为保守、更为滞后。实际上，“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业结构升级、80年代中期的日元汇率改革以及90年代以后的体制调整等，都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日本从一个重商主义的封闭型社会不断向自由主义的开放型社会转变”^[26]。更有学者从另一视角指出，战后日本延续着战时的40年体制，并且这一体制始终是战后日本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但随着日本经济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40年体制已然不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亟须适当的改革与调整。^[27]尽管如此，安倍政府所倡导的一系列改革，一方面鼓吹“开放与自由”的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却加紧对日本社会保守化的引导与教育，致使日本社会及国内经济离开“真正的开放”渐行渐远。

进一步而言，安倍政府“竭力”推动结构性改革的真实意图并非完全是为了日本国内的经济复苏，实际上更为注重稳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强化保守政治的统治能力。说到底，就是“借经促政”，抑或是“借经强政”。如前文中所述，安倍积极调整政府直属的政策咨询机构，从另一侧面表现出安倍本人意图强化首相个人政治领导力及决策力的真实想法。或许在安倍个人看来，发展经济并非是其执政的第一要务，强化保守政治领导才是其根本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