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如何应对日本经济及老龄化压力?

如何应对日本经济及老龄化压力?

时间:2023-05-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扣除消费税上调影响,2015财年日本税收收入与2014年基本持平,难以支撑升级版安倍经济学。不过,刺激政策并未直接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2012年后日本GDP增速仍处于疲软态势,2014年更是再度出现0.1%的负增长。作为一个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当前日本0—14岁人口占比仅为12.7%,65岁以上、75岁以上和85岁以上人口分别占比达9.9%、13%和4%。而人口的老龄化,会直接导致养老、医疗、保险等开支的上升,从而加大了日本政府的财政压力。

如何应对日本经济及老龄化压力?

日本国内财源有限,难以支撑升级版安倍经济学。日本政府2015财年(2015年4月—2016年3月)预算为96.34万亿日元。其中,政策性支出预算创下历史峰值,高达72.89万亿日元,比上年增长2.79万亿日元,这意味着安倍政府未能在新财年有效削减政府支出。日本政府面临2015年财政赤字减半目标,即2015年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削减为2010年的一半。尽管日本政府推迟原定于2015年10月再次提高消费税的日期,但仍制定赤字减半的目标,其依据就是预测税收将会大幅增长。根据日本2015年预算,2015年日本税收收入将达到53.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5.6%。其中,消费税收入17.1万亿日元,占比32%;个人所得税收入16.4万日元,占比30.7%;企业税收入11万亿日元,占比20.5%。消费税税收增速呈上升趋势,这与日本提高消费税有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税收增速都呈下降趋势。扣除消费税上调影响,2015财年日本税收收入与2014年基本持平,难以支撑升级版安倍经济学

在安倍经济学“旧三支箭”出台后,货币政策的刺激显著影响了日本M2增长率。从2012年开始,可以看到日本货币和准货币增长率持续高于GDP增长率,且对消费者价格指数起到了明显的拉动效果,2013年、2014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显著上升,于2013年回到2010年的通胀水平,并在2014年达到102.8%。

不过,刺激政策并未直接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2012年后日本GDP增速仍处于疲软态势,2014年更是再度出现0.1%的负增长。据测算,如果2020年GDP要实现600万亿日元,则要保持年度3%以上的增长率。这与现实差距显然过大。

2011年日本GDP增长率自2009年后二度出现0.45%的负增长。同时,以2010年为100,日本CPI从2008年的102.1持续下降至2012年的99.7。

日本GDP增长速度迟迟上不去,消费需求低迷是重要原因。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日本GDP构成中,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等超过GDP的40%,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比20%以上,即在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在日本GDP中的占比高达80%以上。

自2003—2015年,日本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呈长期下降趋势。2004年峰值时日本家庭的消费支出为267779日元,但2015年该数据为247126日元。同时,在2003—2015年,家庭消费同比上年实际增长率为负数的年份在13年中高达8年。

消费持续低迷的背后,是人口结构问题。作为一个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当前日本0—14岁人口占比仅为12.7%,65岁以上、75岁以上和85岁以上人口分别占比达9.9%、13%和4%。

自2000—2010年,日本0岁人口即新出生婴儿数量呈现长期下降趋势,0—30岁年轻人口呈缓慢下降趋势,而50—100岁老年人口在逐渐增加。

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即直面日本经济的最核心问题——人口结构,但这个趋势似乎难以逆转。[5]

自2012年以来,日本财政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的绝对值,以及占财政主要支出的比例都在不断上升,社会保障支出也正是日本财政支出中单项规模最大的支出项。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攀升的社保支出,对于日本的财政也将是不断膨胀的负担。

日本的人口问题出现在两头。一头是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另一头则是新生儿不足问题。新生儿不足,会直接导致劳动人群的下降。而人口的老龄化,会直接导致养老、医疗、保险等开支的上升,从而加大了日本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由于需要看护老龄人群,一部分劳动力也被分散了出去,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日本的许多企业,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每年退休的员工比新加入的员工还要多。这样一来,出的比进的多,日本企业缺乏劳动力是难免的。日本的总人口在2011年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而其劳动人口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下降。而且日本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预计还会持续下去。没有了充足的劳动力,就没有充分的产出和消费,这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经济起抑制作用,因而振兴经济就完全是一句空话。所以解决人口问题,关乎日本经济的根本,势在必行。安倍政府把人口问题作为这轮经济政策的核心,正是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不外乎来自两种渠道:一个是来自外部,另一个则是来自内部。来自外部的解决办法,就是大力引进技术移民,填补日本劳动力的短缺。在这方面,欧美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可是在移民问题上,日本历届政府都不热衷,安倍政府也不例外,在移民问题上迟迟不松手。这样一来,依靠外部的力量不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就只能依靠日本国内来解决。

那么,在日本的失业率已经处于几十年来历史最低的情况下,日本国内还有哪些人群是可以用作劳动力的替补呢?一个就是广大的日本妇女。在日本,许多妇女很传统,结婚之后选择在家相夫教子,从劳动人群中分离了出来。安倍政府敏锐地观察到,如果这些日本妇女不用为照顾孩子而担心,那么她们就是一股数量可观的劳动大军,可以大大缓解日本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针对此,安倍经济学抛出了第二支箭,提出要提高儿童福利,希望通过这个鼓励妇女多生孩子,提高新生儿出生率,从现在的平均每个家庭1.4个孩子提高到1.8个。每个儿童从出生到上幼儿园,到上学,都有政府全方位的帮助,让妇女没有后顾之忧。安倍政府希望通过这套“妇女经济学”,把这一批妇女大军从家里释放出来,加入到劳动大军当中,缓解日本的劳动力短缺的压力。“新三箭”中的这第二箭,看来是有的放矢的。

日本国内另一个潜在的劳动力来源,就是辞掉工作,照顾家人的那一批人。据日本内务部的统计,2012年日本大约有20万人为了照顾家人而辞掉了工作。如果日本政府能够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将照顾家人的工作完全由政府承担下来,那么这20万人就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劳动力大军。正是据于此,安倍政府把提高社会保障,作为安倍经济学2.0中的第三支箭,可谓用心良苦!

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是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事实,面对如此低迷的数据,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石原伸晃的讲话也带有一些“紧迫感”,他说,需要尽快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不仅要唤起当前的需求,而且要将其与民众需求主导下的持续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石原伸晃认为,量化、质化、负利率三位一体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也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转机,“这么大的投入最后还是没能使经济增长的颓势发生扭转”。

2016年7月26日,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提出的关于中长期经济财政的试算。日本政府以“经济再生没有财政健全化”为基本方针,将600万亿日元经济的实现和2020年度的基础财政收支盈余化作为目标。经济财政估算明确了政府的经济再生和财政健全化的发展状况,并可作为今后实现政府目标的必要研究的基础数据。具体来说,以到目前为止的日本的经济表现为基础,预计今后GDP和物价动向等的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比较权衡两种情况(稳步表现日本经济再生的经济政策的效果和经济在目前的潜在增长率的基本情况)。在财政方面,表明经济财政的动向和整合性;在支出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反映了随着高龄化的增加因素,一般支出也会增加物价上升率;在收入方面,经济形势导致税收等的增长,消费税率2019年10月的再增长等,都将影响经济、财政一体改革的效果和今后的改革加速。

关于宏观经济,在经济再生和基准线的两个方案下,进行了试算,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名义经济增长率

注:图中长虚线代表按经济再生进行的试算,短虚线代表按基准线进行的试算。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图4 国家/地方的基础财政收支(和GDP对比)

注:图中长虚线代表按经济再生进行的试算,短虚线代表按基准线进行的试算。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1)经济再生。针对日本经济的再生,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唤起民间投资的发展战略(日本复兴战略)的经济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中长期经济增长率为实际2%以上,名义3%以上。消费物价上升率(消费税率上升的影响除外),中长期稳定在2%的水平。

(2)基准线。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与未来推移。在这种情况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为实质1%,名义上1%的程度。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副研究员张季风表示:“我觉得日本应该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比如现在日本政府长期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占日本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50%,再不去进行解决对日本经济会有长期性麻烦。”在张季风看来,解决日本财政问题的方法有节省开支、扩大财源(提高消费税)等,但安倍为了自己短期的政治利益考量,他一再推迟提高消费税的时间,只能把日本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财政的问题推向未来,使日本经济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从现在的情况看,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似乎难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复苏,而日本政府祭出的一系列“猛药”,药效也难以持久。

IMF亚太部助理总裁兼日本事务主管Luc Everaert和IMF亚太地区办公室副主管Giovanni Ganelli联合发文称,日本经济振兴计划可能少了一支箭,那就是推动薪资上扬。文章称,日本政府应该考虑以下措施:一是为推广公司治理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给获利企业引入“遵守或解释”机制,以确保这些企业加薪速度至少达到生产力增速2%以上;二是加强现有的针对加薪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没有将超额获利用于加薪的企业施以税收惩罚;三是以前瞻性姿态上调公共部门薪资水平,借此树立榜样。

企业加薪有多重要?美联储主席耶伦曾在记者会上,以“薪资增幅尚未出现持续走高迹象”来解释美联储为何不加息。同样,如果缺乏企业加薪的帮衬,日本央行负利率政策力道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5年日本实质(经通膨因素调整后)薪资年减0.9%,工薪阶级收入连续第4年呈现下跌趋势。

事实上,日本大企业已经连续第3年调高底薪,只是加薪幅度不大,“有些只是象征性的”。

此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宣布,2015年4月起旗下工会员工月底薪将调涨1500日元(13美元),不过这一幅度仅达工会要求金额(3000日元)的一半,远低于去年度的4000日元。由于丰田公司年利润可望连续第3年创历史新高,以此考量,此次加薪幅度仅达0.42%。本田汽车、三菱重工分别加薪1100日元、1500日元;日产汽车顺应工会要求,加薪3000日元。(www.daowen.com)

国际市场调研机构美国IHS经济学家Harumi Taguchi则表示,以这样的加薪幅度来说,明年不太适合按照既定计划调高消费税。企业无意大幅加薪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日本民众消费意愿低迷,而这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则是更沉重的打击,因为日本国内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60%,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6]

长期来看,日本仍面临包括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债负担等长期结构性难题,“新三支箭”政策难以破除日本经济痼疾。

日本外需依赖型的经济结构导致贸易逆差长期趋势明显。2011年以来,日本已连续4年呈现贸易逆差,日本“贸易立国”模式经历重大考验。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日元大幅贬值和日本能源严重依赖进口。从2013年4月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至今,日元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25%左右,造成进口燃料价格急剧攀升,企业成本大幅上升。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崩盘,日本能源进口成本下降,缓解了日本贸易逆差状况,但目前仍处于贸易逆差之中。日本这种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若不能改善,贸易逆差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不利于推动日本产业转型升级和日本经济发展。日本产业空心化加剧,长期供给能力下降。近年来,随着日本海外投资日益增长,以及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企业加快了向海外布局的步伐,国内投资大幅减少,国内产业发展急剧萎缩,加剧了产业空心化程度,削弱了日本国内企业的长期供给能力,同时日本高税负、高成本的经济环境扼制了企业的活力,未来日本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日本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国内需求严重不足。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口增长缓慢,2005—2010年5年间日本人口仅增长0.2%,年均增长0.04%。日本老龄化率(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23.1%,为世界最高,少子化率(不满15岁的人口比例)是13.2%,为世界最低。劳动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日本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必将引起社会劳动人口的减少,进而引起国内需求严重不足。

日本财政重建问题紧迫,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空间有限。2015年,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5.9%,公共债务达到其GDP的246%,加重外界对日本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安倍对国际社会承诺削减财政赤字,使得2015年的财政赤字缩减到2010年规模的一半,2020年全部削减完并实现盈余。若不能如期达到减赤目标,将对日本的国际信誉和日元汇率形成冲击。但目前除增收消费税之外,尚未看到其他更有效的具体措施,日本在财政重建问题上依然举步维艰。由于债务压力过大,日本政府通过继续实施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

再次上调消费税,将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2014年日本上调消费税3个百分点至8%,导致经济增长陷入衰退。日本上调消费税以来,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呈持续萎缩趋势,内需的持续低迷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因此,日本政府推迟了原定于2015年10月再次提高消费税的时间,计划于2017年4月将再次提高消费税2个百分点至10%。若2017年再次上调消费税,可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

安倍新内阁“新三支箭”回避了安倍政府先期提出的深化经济改革等核心内容,避开了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实质,只靠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装饰日本经济的数字门面。因此,日本经济能否靠“新三支箭”真正走上成长轨道,有待市场检验。中国应关注安倍经济学发展新动向。鉴于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政策前景不可预期,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应做好全方位的应对措施。需要持续跟踪日本国内经济走势和政治动向,关注安倍经济学能否带领日本真正走出通货紧缩及获得日本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注意防范安倍经济学失败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连锁反应。

参考文献

陈刚:《日本财政政策视角下安倍经济学的逻辑和前景》,《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2期。

②陈友俊:《安倍经济学的构想与困境》,《太平洋学报》2014年2月。

③张纲纲:《安倍经济学的“新三箭”》,《经济》2016年第3期。

④胡振虎、唐泽宇、叶申南:《简析日本2016—2020五年期财经政策》,《环球财经》2016年第7期。

⑤任云:《“失去的20年”与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

⑥逯新红:《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0—2011)》。

⑦陈子雷:《关于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思考——以消费增税为焦点》,《新常态与大战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文集(2015年度)》。

⑧日本财务省,http://www.mof.go.jp/about_mof/mof_budget/annual_report/index.htm.

⑨日本内阁府,http://www5.cao.go.jp/keizai1/abenomics/abenomics.html.

⑩《安倍经济学的痛点》,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4-04/doc-ifxqxcnz9085136.shtml.

⑪《安倍经济学“崩盘”日本经济濒临停滞》,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6-08-27/doc-ifxvixeq0564364.shtml.

⑫《安倍经济学处境艰难负利率效果不明显》,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5/02/c_128949210.htm.

⑬《解析安倍经济学的“新旧三支箭”》,http://www.hi.chinanews.com/hnnew/2015-10-30/399166.html.

⑭《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有效吗?》,http://finance.qq.com/a/20160226/023388.htm.

【注释】

[1]任云:《“失去的20年”与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第121—140页。

[2]陈友俊:《解析安倍经济学的“新旧三支箭”》,http://www.hi.chinanews.com/hnnew/2015-10-30/399166.html.

[3]陈刚:《日本财政政策视角下安倍经济学的逻辑和前景》,《现代日本经济》2015年第2期,第53—62页。

[4]陈子雷:《关于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思考——以消费增税为焦点》,《新常态与大战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文集(2015年度)》。

[5]《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有效吗?》,http://finance.qq.com/a/20160226/023388.htm.

[6]《安倍经济学的痛点》,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4-04/doc-ifxqxcnz90851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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