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而论，安倍经济学是成功抑或失败，在安倍内阁尚处于运作的过程中下这类的盖棺定论似乎言之过早。但面对日本朝野、国内国际对安倍经济学的巨大争议，确实需要审视一下发生这种现象的缘由。综合一下各种批评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安倍经济学自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如前所述，无论新旧“三支利箭”，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无非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显而易见的是，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罢，其本身就是短期政策，且在安倍之前的内阁早已提出一系列类似政策，只不过实施力度没有安倍那么大而已。可见安倍经济学并无太多新意可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安倍出于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应急性政策。众所周知，日本经济陷入“迷失的20年”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结构性问题所致。而既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对长期结构性问题不起作用，其效果很难持续也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利箭触及到结构性问题，而作为配套，安倍内阁也提出了200多项政策，但实际上毫无具体措施，可以说基本都停留在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上。以至于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前两支利箭带来的短期效果消失之前，长期经济政策并未能及时跟进，最终导致战机贻误。

所谓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指日本的财政问题、人口结构因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创新能力下降等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问题。正因为如此，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于2014年12月宣布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一个等级至A1，其主要依据在于日本消费税再增税计划推迟，日本削减财政赤字目标能否完成的不确定性上升，较长时期内将对债务清偿能力和债务可持续性构成风险等。从这一角度而言，结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立体工程。它不仅涵盖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如何从出口主导型增长向内需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等经济体制本身的转变，也包括一些传统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选举制度的改革，等等。因此，尽管第三支利箭包含了很多结构改革的内容，但结构改革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决定了这一改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绝非安倍内阁一届政府所能解决的。^[60]

其次，安倍重新执政后并未将主要精力放在提振日本经济方面。众所周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尤其是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强烈冲击，使本来就举步维艰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而日本民众选择接受安倍卷土重来，很大程度上是被其经济政策所打动，希冀安倍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从这一角度而言，手持让日本民众憧憬无限的“三支利箭”而高调登场的安倍理应拉满弓弦，将箭一支支射向提振日本经济的靶心。然而，安倍的所作所为却与提振日本经济的政策宣示大相径庭。

仅以中日关系为例。现阶段，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比重占到日本对外经贸总额的20%左右，这对日本贸易总额及贸易平衡的影响举足轻重。而在日本提出观光立国政策之后，中国访日观光客数量发展迅猛，2015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1973.7万人次，同比增长47.1%，连续3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而外国游客的消费总额为3.47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71.5%。其经济规模堪比半导体等电子零部件的3.6万亿日元、汽车零部件的3.4万亿日元的出口额，显然已成为日本经济的一大支柱。其中，中国的访日游客达499.38万人次，占总数的25.3%，但消费额却高达1.4174万亿日元，占总额的40.8%，远远超过排名第二、三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游客总数排名第二为400.21万人次，占总数的20.3%，但消费额为3008亿日元，占8.7%，排名第三；台湾地区游客总数排名第三为367.71万人次，占18.6%，但消费额超过韩国排名第二，为5207亿日元，占15.0%）。^[61]以至于“爆买”一词竟然成为日本2015年度的流行语。一叶知秋，中国已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点在日本也成为共识。因此，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视角而言，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对提振日本经济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从中长期来看，与对华外交成功与否息息相关。^[62]

然而，自安倍于2012年12月重登相位以后，虽然自2014年11月中日举行首脑会谈以来的两国关系有一定的缓和迹象，但各种摩擦频仍。即以安倍本人为例，他处处针对中国，如在突破军事禁区过程中总是以“抹黑”中国的方式来增强正当性，在重修《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周边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时也以中国为主要针对目标，还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对华展开舆论攻势，不但到处渲染中国是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胁，甚至将东亚地区的战略环境恶化亦归罪于来自中国的“挑衅”；再加上日本媒体全方位附和安倍，对华报道也基本上呈现一边倒的负面倾向，结果导致“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大行其道，进一步使得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下跌，不断创下最差纪录。据日本内阁府于2016年3月11日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显示，受访日本人对中国“不抱亲近感”和“较无亲近感”的人数比例总计为83.2%，创下197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差纪录。^[63]

对于安倍经济学与安倍能否长期执政之间的关系，早有学者指出日本民众乐于支持任何一个承诺改善经济并自始至终履行诺言的领导人。因此，安倍的支持率不应被视为对经济计划以外其他任何东西的赞同，也不应被视为坚信他真的有能力贯彻始终。而整顿日本经济殊非易事，确保“三支利箭”命中靶心需要弓箭手坚持不懈地聚精会神，但这恐怕不是安倍能做到的。然而，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最大敌人其实不在经济层面，而是安倍本人会把注意力转向他耿耿于怀的安全问题。诚如安倍内阁副首相麻生太郎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都知道，安倍首相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经济……一旦有了充分的权力和威信，安倍会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他所钟爱的兴趣点，比如教育和修宪。”^[64]从这一意义而言，安倍经济学对安倍而言存在两重身份的建构：

第一重是经济目标性的身份建构。日本为了扩大对全球性问题的贡献，必须增强国力，因此通过安倍经济学重振国家经济确实也是安倍政权的战略支柱之一，毕竟相比其他领域，经济问题搞好了，应对社会、安全保障问题，恢复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当中发挥更积极的影响力都将变得可能；第二重是政治手段性的身份建构，即安倍经济学推行顺利与否，与安倍能否长期执政息息相关，是其实践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构想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安倍能在2013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和2014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大获全胜，一方面固然受惠于选民对在野党的大失所望，但很大程度上确实也依赖日本民众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从安倍经济学运行3年来的情况显示，尽管批评声不断，但安倍内阁通过统计上的修饰，辅以媒体对相关概念的逢迎宣传等，安倍经济学的泡沫在民众心中仍未破灭。这就保证了安倍可以肆无忌惮地将重点向政治手段性的身份建构这第二重属性上倾斜。

安倍以安倍经济学作为实现政治意图的手段，那么这个政治意图究竟所指为何？其与积极和平主义的关系是什么？而中国在其中又被置于一个怎样的外交定位呢？

安倍认为“二战”后一直以来的“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的国家定位限制了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因此，他主张在促进国家实力结构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将军事手段倚为实现“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目标的重要政策支柱，使日本在这一历程中的军事成分和权重大幅跃升，最终突破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提高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力，成为具有综合外交能力的全球性政治大国。为此，早在首次组阁时，他便以“摆脱战后体制”为施政目标，虽然时日较短，但动作幅度不小，如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等。安倍二度组阁时又提出“重振日本”的口号，并意图通过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与修改和平宪法的方式来实现该目标。

众所周知，日美安保体系建立60多年来，无论是范围上从冷战时期的双边层面扩展到21世纪的全球层面，或结构上从“美主日从”到“美主日辅”进行了转化，还是功能上由原来的“对美依附型”转变为“日美合谋型”，两国在体系中的非对称性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这里指的主要是把日美同盟中的“单务性”转变为“双务性”，即将一直以来的只有美国单方面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转变为日美都有保护对方安全的义务。安倍认为，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就无从谈起，也就遑论实现“正常国家化”了。为此，解禁集体自卫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www.daowen.com)

集体自卫权源自《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相关规定，意指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在安理会决定实行“联盟安全保障”（如经安理会授权派遣联合国军）情况下，其他会员国可援引集体自卫权，对发起武力攻击的第三国实施反击的权利。对日本而言，集体自卫权指当美国及其他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在遭受攻击时，日本可以将其视为对本国的攻击而予以反击的权利。而在安倍积极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同时，美国也乐意赋予日本更重要的全球安全角色，欢迎安倍为加强日美同盟而解禁集体自卫权。因为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和升级，美越来越认同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既是该战略的支柱之一，又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因此亟须实现“辐辏格局”（hub-spokes structure）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而鉴于日本强大的综合国力，格外需要其发挥“副轴心”的战略支点作用。这样一来，现阶段日美的基本共识是日本应更加积极地在同盟框架内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解禁集体自卫权，保持与美国共同维持秩序的立场。^[65]

然而，解禁集体自卫权超出了宪法规定的“自卫所需最低限度”范围，因此必须修宪或修改宪法解释才行。这样一来，“正常国家化”又与修宪问题挂上了钩。正如石破茂所指出的那样：“只要现行宪法还在的话，日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权独立国家。当然现行宪法中属于独立国家性质的东西必须要维护，改变的是对军事方面的某些规定和非常事态条款。”^[66]显然，这主要是指第9条中“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和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条款。众所周知，现阶段安倍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并相应地出台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在国会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他下一步目标就是修改和平宪法，但鉴于修宪门槛较高，最终能否实现尚不能过早下定论。然而仅就现阶段的进展看，“二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国家发展模式已经在安倍的主导下发生重大转变，从根本上背离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其改动幅度之大可谓“二战”后以来仅见。

回溯历史，“二战”后日本在吉田茂的引导下，在对战争惨痛经历进行反省的基础上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也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战争的废墟中仅用了20年的时间便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可以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对日本而言善莫大焉，且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许，如温家宝总理就曾高度评价说：“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67]而安倍内阁要“破”的恰是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其言之凿凿的“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实质上就是要将日本从“和平国家”引导到“战争国家”的歧路上来。因此，人们有理由对日本今后是否偏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抱有疑虑和警惕。

而为降低国内外对其上述举动的质疑，安倍特意用积极和平主义（more 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的旗号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如作为纪念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在涉及对日本未来国家走向的寄望部分中，就落到了积极和平主义上，强调“我们将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多贡献”。^[68]寥寥数语虽从数量上看在篇幅3000多字的谈话中显得微不足道，其实却颇具内涵和象征意义，甚至可以说是“安倍谈话”的核心之所在。因为“安倍谈话”是以“面向未来”为志向，他就是要借此使日本明确“告别战后”，“堂堂正正”踏上“正常国家化”之路。^[69]

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意指日本要从“二战”后一直以来仅是“热爱和平”“支持和平”的“消极和平主义”国家转变成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70]其理论源头产生于冷战结束伊始，时值国际格局步入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日本也开始强调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实现由日美欧三极共管的世界。基于此，积极和平主义认为战后日本所走的和平发展道路是消极的“一国和平主义”，既不能适应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更成为日本积极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掣肘。要改变这种不合时宜性，日本必须作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主力，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

2013年9月，安倍访美时首次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强调说“在美国承担主要作用的地区及全球安全框架下，日本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赋予我的历史使命就是促使日本成为自豪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旗手”。^[71]同年12月，他又进一步将其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基本理念，并以之为指导方针与行动目标制定了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5年2月12日，他在国会指出已将该年定位为“在积极和平主义旗帜下获得世界信赖”的一年。^[72]为此，日本不但在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引入了这一理念，还要在新的首相谈话中再度强调这一点，表示这将引导日本沿未来之路前进，即“成为能为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繁荣作贡献的国家”。^[73]

安倍认为从纵向维度看，积极和平主义相对传统的和平主义体现了理念传承性，而从横向维度看又展现出与时俱进性的一面。对于前者，他指出：“战后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和平主义发展道路，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同时与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保持合作，积极参与其维护世界和平的各项活动。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坚持走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尊重”；^[74]因此，“作为战后我国一直坚持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发生改变”。^[75]至于后者，安倍认为新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导致国际安全形势尤其是日本周边的安全形势已今非昔比，更使得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本国的和平与稳定，而传统的和平主义早已无法独善其身，更遑论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了。积极和平主义则打破了“一国和平主义”的认识窠臼，强调一旦国际社会出现破坏和平的力量时，国际社会应该结成安全保障联盟，共同发挥“锁”的功能，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安倍看来，“锁”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日本决不能成为这一锁链中的薄弱环节^[76]，而应基于国际协调的立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地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这就是新时代的日本应该高举的旗帜——积极和平主义”。^[77]那么“锁”的主要对象是谁呢？答案显而易见，就是指中国。实际上，“安倍谈话”已清楚表达了牵制中国的意图，如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挑战者”，并予以不断敲打；另一方面强调日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大力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政治价值观点，并以此与美澳印等国构筑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或称“民主安全菱形包围圈”）。^[78]进一步地，安倍又针对南海抛出了一个范围略小、参与国有所变化的“小菱形包围圈”，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内外套嵌、紧箍南海的“双菱形包围圈”，突显了安倍政府急欲介入南海的野心，也表明日本企图通过拉帮结伙，达成扼控中国的战略意愿。

对于安倍内阁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刺激与挑衅中国，中国本已充满疑虑，对其解禁集体自卫权，强推新安保法，谋求“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的种种做法更是忧心忡忡。然而，中国的不满和疑虑却轻而易举地被安倍用作在国内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素材。更有甚者，他还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为牵强附会为“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以为其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深文周纳，更向壁虚造地将中国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周边安全的最大假想敌。因此，在安倍内阁实现“正常国家化”的过程中，其打出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在自我“漂白”的同时就是对中国的刻意抹黑和极力“妖魔化”，并使得两者互为表里。由此，中国不但成了安倍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强推新安保法案过程中增强正当性的重要抓手，更被渲染成积极和平主义的主要针对目标。

概言之，积极和平主义不但强调日本要以“日美+N”的方式在国际社会组建安全保障同盟，为了让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发挥更大的作用，还不惜通过修宪的方式来解禁集体自卫权，以突破自卫队使用武力保卫盟友的法律障碍。由此可见，积极和平主义与宪法所倡导的和平主义精神和战后日本一直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完全背道而驰，它奉行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逻辑，强调要通过增强自身军事威慑力来维护本国的和平与安宁，其所宣扬的使日本转变成积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所贡献的“缔造和平”力量，成为国际上“负责任大国”的路径依赖也就更为倚重军事手段。因此，积极和平主义虽然从文字表述上仍保留了“和平主义”4个字，实质上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是安倍意图将日本蜕变为一个可以走向战争的国家而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