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安倍经济学，意指安倍晋三首相再度组阁后为提振日本经济而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是以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通过的“压缩政府资产，削减财政支出”，以实现“不增税的财政重建”的“里根经济学”为借鉴对象。而为方便记忆，安倍特将其核心内容用“三支利箭”来进行了形象的概括，包括：以超级量化宽松政策为特征的大胆的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公共投资、以结构改革和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战略。其主要措施：将通胀目标设置为2%，使日本摆脱长期通货紧缩的状态；实施超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使日元贬值，增强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日本对外出口；政策利率将为负值；推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国土强韧化）；日本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入建设性国债；修改《日本银行法》，加大政府对央行的发言权；等等。

按安倍本人的设想，通过向市场大量注入资金，造成通货膨胀率增加，从而导致日元贬值，在日元贬值的带动下出口可以实现有力反弹，如此企业收益也将增长，员工收入也会随之增加。此外，进口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居民在通胀压力下加大消费支出，企业又在居民消费增长的带动下加大投资。这样在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项利好的推动下，日本股市水涨船高，资产价格的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最终摆脱通货紧缩，从而使日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为此，他提出的施政目标是今后3年内（2013—2016年）民间投资增长10%左右，达到70万亿日元，到2020年基础建设输出增至30万亿日元。未来10年，实现人均国民收入（GNI）年增长3%，实际GDP年增长2%，实现增速比之前的10年翻番，使得日本重新成为“世界增长的引擎”。^[1]正如他于2013年2月访美在美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日本归来”的演讲时所强调的那样：“日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沦为‘二流国家’……我的任务就是放眼未来，让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

在安倍看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是日本经济持续走不出困境的关键所在，而如何摆脱多年来的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重振日本经济最为关键的一环”。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学理支撑是再通胀主义。安倍奉行的是美国的麦卡勒姆规则（mcCallum rule），其逻辑主张即利用货币宽松政策形成缓慢的通货膨胀，进而刺激经济以摆脱通缩，也即如果要达到1%的名义GDP增长率，货币供给必须增加3%。套用这一理论，面对日本连续多年陷入通货紧缩的现状，安倍认为必须增加货币供给，摆脱通缩。

据悉，这一建议是由安倍经济政策方面的智囊、现任内阁官房参事的本田悦朗提出。本田曾任财务省大臣官房政策评价审议官、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2015年从大学退休后又担任TMI综合法律事务所顾问和明治学院大学法学系客座教授。可以说，安倍经济学的出炉，与本田息息相关。

对于安倍经济学，本田解释道，第一支利箭的目的是为了使日本摆脱长期通货紧缩状态。从1998—2013年连续15年的通缩使日本名义GDP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这种状态对国民而言，让人看不到复苏的希望。在通缩状态下，企业生意不振，收益下滑，工资也相应下降，而工资下调，民众的购买力势必受到影响，再进一步导致物价下滑，反过来又使得企业陷入收益下滑的恶性循环。因此，扭转通缩颓势，使名义GDP出现增长，能促使民众积极地向前看，对鼓舞士气影响重大。本田强调说：“要摆脱通缩状态，说到底还需要金融政策，而作为金融政策的补充，财政政策也是相当必要的。当然我提出金融政策，很多人会担心引发高通胀，不过任何政策总不能避免风险。如果过分强调风险的话，换来的就是长达15年的通缩，但同时为了防止高通胀，我提出的目标是2%。在2年的时间内实现上述目标。”^[3]

众所周知，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0%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支撑了年均6%的名义GDP增长率和4%的实际GDP增长率及2%的通胀率。但面对经济全球化及日本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的日趋严重，日本政府未能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加上后续的一系列宏观政策上的失误，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迷失的20年”。例如，对银行问题监管的宽容导致僵化银行支持僵化企业，阻碍了创造性的进程，妨碍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日本长期陷入通货紧缩之中，并形成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预期；财政政策使大量资金流入了生产效率较低的项目，积累了大量债务；政府对不少行业实行严格的管制，从而使这些行业的生产率越来越低。^[4]

此外，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1990—1993年日本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以诱导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迅速下降为目标，直接导致名义GDP和实际GDP同时急速下降，且在此过程中还使得日本的通胀率下降，失业率上升。进一步地，在以后的20年间，日本银行一直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控制在2%，这相当于80年代1/5的水平，其结果造成日本在所谓“迷失的20年”中，年均名义GDP下降0.7%，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下降0.6%，通胀率下降到-1.3%，出现了长期通缩。^[5]而在长期通货紧缩的状态下，不仅使得日本物价水平全面下行，而且工资、地价、股价等价格水平全面下跌，使得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全面萎缩，社会总需求跌到谷底，从而形成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实际上，早在1999年12月，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就指出要重振日本经济就得走出当时日本货币政策陷入瘫痪的困境，即应采取过激的量化宽松政策让通货膨胀达到3%—4%的目标。日本政府应仿效美国罗斯福总统那样，“以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结束通货紧缩”，让日元全面贬值，这样才为死气沉沉的日本经济注入活力。^[6]而为摆脱物价下跌及经济增长低迷的通缩状态，日本政府也多次动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因此自1995年以来，预算赤字平均占GDP的6%，结果导致国债激增，20年间累计竟超过1000万亿日元，达到GDP的240%左右，其规模之庞大在OECD各国中无出其右。日本银行经过多次放宽信贷，在1999年将短期利率降至接近于零，但由于传统工具的利率杠杆失灵，从2001年起不得不使用非传统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向经济注资）。截至2012年，日本银行采取过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次是从2001—2006年，另一次从2009—2012年。^[7]

2012年2月14日，时任日本银行行长的白川方明采纳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日本银行在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了题为《中长期物价稳定目标》的公报，表明在达成1%的物价上涨目标之前，央行将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白川设计下的所谓的“广义宽松”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效果仍然存在差距，并没有起到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效果。以此为背景，日本政界、学界对其的批评声渐起，认为应该采取更加宽松的金融政策，通过设定通胀目标，提高通胀水平，以降低实际利率，从而刺激民间投资。^[8]

但是，日本银行起初仍没有采纳通胀目标制，主要还是顾虑到货币宽松隐含的“高通胀”及“极度通胀”（hyperinflation）的风险。直到安倍重新上台后的2013年1月11日，日本政府立即就出台了有史以来第二大规模超过20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1月22日，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发表了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了“消费者物价比上年增长2%”的“物价稳定目标”，并从2014年起实施无限期的金融宽松措施，每月购买国债等金融资产13万亿日元的“新金融缓和政策”。就日本的金融政策而言，这一联合声明的重要性正如安倍本人随后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讲时所指出的那样，联合声明首次提出了央行的通胀目标，成立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强化了该组织对金融政策的解释责任，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9]

2013年3月21日，安倍大胆任命主张再通胀主义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出任日本银行行长一职。4月3—4日，黑田召开了就任后首次的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实施“量化和质化货币宽松政策”（QQE）。主要内容包括：“在两年之内实现2%的物价稳定目标”；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又提出了“基础货币总量以及长期国债/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持有额在两年内翻一番”“购买长期国债的平均持有期间延长一倍以上”等。^[10]其政策目标由隔日拆借利率调控转向基础货币量调控。为此，日本银行宣布，自2013年5月起，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增加的方式，每月购债7.5万亿日元，两年内将基础货币翻番，同时继续执行零利率政策，并为公司和个人提供较低的长期贷款利率。日本银行预计，基础货币供给量将由2012年年底的138万亿日元扩大至2014年年底的270万亿日元，2014年年底长期国债购入量将增至190万亿日元。日本银行大规模回购国债后，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使市场流动性持续增长，这对压低长期利率水平、刺激企业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日本银行为此还制定了到2015年使消费物价达到2%的通胀目标。^[11]

2014年10月31日，日本银行又实施了“第二次QQE”，其主要内容：将基础货币从过去的60万亿—70万亿日元扩大到80万亿日元，将长期国债的增持余额每年在80万亿日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0万亿日元，将长期国债的购入平均持有时间从过去的7—10年再增加3年，将ETF、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J-REIT）的购入基础增至3倍。^[12]自第一支利箭开始实施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日元兑美元汇率就迅速贬值。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12年12月的93.1升至2013年5月份时的77.1，此后至9月份一直稳定在78左右，最高升幅超过20%。^[13]

接着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本质就是凯恩斯主义，手段无非就是扩大政府开支，以期刺激经济增长。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必要时迅速采取应对，但同时还要求对维护财政规律也加以注意”。据统计，自日本银行从2013年4月开始实施QQE政策以来，大量购入长期国债，同时不断增发基础货币，从146万亿日元增加到2014年年底的270多万亿日元；财政投资在2013年为13万亿日元，2014年为5.5万亿日元，合计达到18.5万亿日元，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财政投资，^[14]其主要是向公共基础建设、防震、减灾的公共投资。对一国经济而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剂强心针，但却难以持久，即使公共投资，两三年时间内尽管可以使经济颇有起色，但其边际效应递减速度很快，也很难持续。如果通过公共投资持续维持景气好转的话，则每年必须不断追加投资。因此，要想维持景气，仅仅靠财政政策是不行的，非制定正确的经济增长战略不可。^[15]

作为振兴日本经济的主要方案，第三支利箭的核心是推动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为此，安倍共推出三波增长战略：第一轮的重点是发挥妇女的作用；第二轮是提高农业和产业的竞争力。2013年6月14日，安倍内阁出台了名为“日本再兴战略”的第三波经济增长战略，其核心是中长期“经济财政运营指针”，包括振兴产业、刺激民间投资、放宽行政管制、扩大贸易自由化等内容，重点是结构改革，即放宽“民间资金主导公共建设”（PFI）制度限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力争在未来10年内吸引数万亿日元资金。(www.daowen.com)

“日本再兴战略”提出未来10年使国民总收入（GNI）年均增长3%，实际GDP年均增长2%的目标。根据这一战略，安倍内阁于2013年10月15日通过了《产业竞争力强化法案》，作为落实该战略的重要步骤。该法案希望通过减税等优惠政策促进企业重组、消化过剩产能，同时放松规制来激活经济、创造需求，目标是促进企业在5年内集中开展重组和设备投资。该法案在2013年度内生效实施，并将到2017年度的5年定为“集中实施期”。此外，为了搞活经济，安倍内阁还实行享受优惠税率的特区制度，计划在东京等大都市创设“国家战略特区”，并对成立不久的风险企业实行进一步减税，以吸引外国投资和人才。随后，安倍内阁又分别于2014年6月24日和2015年6月30日通过题为“‘日本再兴战略’2014年修订版——面向未来的挑战”和“‘日本再兴战略’2015年修订版——面向未来的投资和生产性革命”的内阁决议。^[16]安倍的目的是将基础设施建设主体由“官方转向民间”，依靠刺激企业的活动来提高增长潜力，减轻财政负担，从而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安倍希望通过第一支利箭将市面上的纸币量增加至他上任之初的两倍，通过第二支利箭增加大城市及其他地方城市的雇佣，通过第三支利箭激活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这一意义而言，第一、二支利箭的目的，可以说其实是为射出第三利支箭赢得时间和营造氛围，因而如同火箭的发动机启动和点火升空的步骤，而第三支利箭运行顺利与否等同于能否将卫星送入正常轨道。核心就是如何架构对企业更好的环境，企业没有增长的话，就无法刺激经济。如果说前两支利箭主要是“营造了一种氛围，让人们的信心有所提升”，那么第三支利箭需要看到实际成效，否则就变成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安倍内阁也将很难持续下去。

从安倍再度执政后发布的经济指标可以看出，金融与财政政策的效果显现得比较迅速，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拉高市场对未来经济向好的预期效果，出口和消费复苏效果明显，一直以来难以提升的消费者支出也出现抬头的迹象。例如，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2013年6月10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首季GDP按年率计算增长4.1%，高于此前3.5%的普遍预测。对于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而言，堪称“高增长”。虽然整个2013年四个季度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呈现逐步下滑的趋势，但全年平均增长率为1.6%（其后修正值的名义增长率为1.0%）。^[17]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日本2012—2014年，该数值分别达到3.432万亿美元、3.499万亿美元和3.561万亿美元。

其他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看起来也很亮丽，如2013年5月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环比上升0.2%，连续4个月上升；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0.8%，是5个月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新开工住宅数量同比增加14.5%，为连续9个月增长。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于2013年7月1日公布的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显示，6月份日本制造业大企业信心指数比上次调查上升12点，是2011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正值。股市方面表现也不俗，2013年日经指数上升56.7%，2014年上升了7.1%，2015年前5个月亦升17.8%。2015年6月1日，日经指数一度上升至20569点，创下15年来的新高。

受益于日元贬值和股票市值飙升，日本企业业绩的提振效果也相当明显，东京证券交易所一板上市公司公布的上财年决算财报中，超过七成企业上调了经营利润。与此同时，日本个人消费需求旺盛，部分也归功于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18]

对于安倍经济学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有学者总结了如下5点：（1）出口增长较快，个人消费持续增长；（2）企业投资停止收缩，政府投资继续加快；（3）工业生产温和增长，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不断上升；（4）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就业形势持续好转；（5）消费物价出现正增长，股市高位窄幅波动。^[19]

然而，上述这种景气主要是公共投资的扩大和提高消费税率之前集中消费所带来的，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入自律性的复苏。且即使在经济总体向好的2013年，安倍经济学的效应已出现减弱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1）宏观经济增长乏力。2013全年虽然维持了正增长，但高开低走，且增速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2）实际物价上涨虚高。虽然核心消费者物价从2013年4月的-0.4%上升到12月的1.3%，但物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大量进口能源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的成分占比很高；（3）积极财政政策收效甚微。如2012财年的补充预算共投入了13万亿日元中央财政投资，但却没有挡住经济下滑的趋势；（4）出口虽有增长，但出现了11.4万亿日元的巨额贸易逆差。在2013年1.6%的经济增长率当中，外需（净出口）为0.3%的负拉动，这说明安倍依靠外需拉动经济的目标以失败而告终；（5）职工收入下降。2013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仅为31.4万日元，连续3年下降，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利益基本为企业所独占，并未惠及一般劳动者。^[20]

进入2014年，由于从4月1日开始，消费税率从5%调高到8%，因担忧此举会对日本的私人消费造成冲击，进而导致日本经济会出现滑坡，安倍内阁遂提出了规模为5.5万亿日元的经济对策。然而，日本经济仍在第二、三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远逊于预期，直到第四季度才出现年率2.2%，同比0.6%的增长。得益于当年第一季度同比1.5%，年率5.9%的增长，2014全年日本名义GDP实现增长1.7%（修正值为1.6%），但实际GDP较上年增长0.0%。^[21]2015年，日本经济的情况稍好于2014年，但在第二、四季度仍出现负增长，^[22]全年名义GDP比上年增长2.5%，实际GDP比上年增长0.4%。^[23]

2015年9月24日，安倍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顺利连任自民党总裁。当日，他在自民党总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希望挑战日本一直没有着手解决的社会构造的课题”，为此“安倍经济学将进入第2幕”，并提出了“一亿总活跃”计划，表示政权运营将以经济为最优先课题。而作为第2幕的标志，安倍又提出了“为了希望、梦想和安心的新三支箭”，即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及安心的社会保障。安倍表示这些目标是将GDP在2020年扩大到600万亿日元，人口出生率达到1.8，零看护离职。^[24]

相比旧三支利箭，新三支利箭并未明确具体内容，如他提出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何在、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等具体内容均没有明确。尽管重视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和安心的社会保障的新政策获得了积极评价，但这两支利箭具体如何推进以及如何确保财源等，全无下文。还有就是日本社会一直期待的其实是仍在中途的旧第三支利箭的增长战略，在此新三支利箭中丝毫没有提及。因此，对于这新三支利箭，《日本经济新闻》政治部评论员佐藤理就直言：“如果安倍提倡‘经济最优先’，有必要拿出一套实现这一目标的增长战略。如果缺乏具体政策，在‘安倍经济学第1阶段’膨胀的市场预期也可能随之萎缩。”^[25]

基于此，对于安倍经济学运行3年的成效，安倍本人的看法与外界的评论可谓差异甚大。安倍自我标榜为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并强调完全实现了对国民的承诺。^[26]

但仅仅从安倍重新执政这3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安倍经济学除了旧第一支利箭取得了一定成效外，财政政策获得的评价可谓差强人意，而增长战略可以说至今仍在途中。^[27]因此，学界早有人批评安倍经济学是极不负责任的政策，由于其自身的理论缺陷和其执行者安倍的倒行逆施，终将难以实现政策目标，而剩下的只能是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历史会作出证明：安倍经济学将是短命的。^[28]还有意见认为，“安倍第一支箭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新凯恩斯主义的金融政策论，第二支箭的基础也是凯恩斯主义，第三支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分浓重。这三支箭依据的理论各异，安倍竟然将其糅合一处，如第二支箭是强调大政府，第三支箭则主张小政府、大市场，真是前后矛盾。总体而言，主角是第一支箭，第二支箭是配角，第三支箭干脆没有看到什么成效。”^[29]甚至有人指出，安倍经济学是一种障眼法，主要目的是吸引人眼球，以突出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的无能。^[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