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

无论是从经济学常识还是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安倍政府实施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期内自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8）：

表8　日本经济的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各月《月度经济报告主要指标》。

（1）经济恢复增长。日本经济从2013年初起开始止跌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从2012年度的0.7%提高到2013年度（2013年4月—2014年3月）的2.3%。尽管不能排斥其中与货币及财政政策也许无关的周期性复苏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该时间段政府及民间消费支出的较快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2）股价回升及股票收益增加。日经平均股价指数从2012年度的9612日元上升为2014年3月的14694日元，即上升了50%以上。由此，日本各类金融机构股票的资产收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家庭的股票资产收益同期增加了66%，从而促进了私人消费支出的增长。

（3）日元对美元汇率下降。安倍政府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意图之一是想通过压低日元汇率来增加出口，以扩大外需来带动经济增长。为此，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012年年均82.89日元下降为2014年3月月均102.27日元，贬值率达23.4%，从而在全球经济萧条的状态下，2013年度的出口实现了0.6%的增长。

（4）生产回升及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增加。2013年度工矿业生产的增幅从2012年度的-2.9%提高到3.2%，制造业的开工率指数（2010年为100）也从2012年度的95.4提高到2013年度的100。由此，带动了民间企业设备投资的增加，增长率从2012年度的-1.6%提高到2013年度的4.0%，新建企业数也增加了5.1%。

（5）就业状况改善及工资出现上涨。完全失业率从2012年度的4.3%下降为2013年度的3.9%，有效求人倍率（有效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从2012年度的0.82倍上升为2013年第三季度的0.95倍及2014年第一季度的1.05倍。现金工资总额的增幅从2012年度的-0.7%上升为2013年度的0.1%，其中2014年3月为1.2%。

（6）消费物价开始回升。2012年度消费物价的跌幅为0.3%，2013年度上升0.9%，其中2014年第一季度上升1.5%。从物价分类来看，国内企业物价2012年度下跌1.1%，2013年度上升1.9%；进口物价涨幅从2012年度的1.7%，上升为2013年度的13.5%。可见，近一年日本消费物价回升主要是由日元贬值导致进口物价上升所引起的。

（二）对当前日本货币及财政政策的质疑

安倍政府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产生上述效应实属预料之中，问题是这些效应能否持续，能否把日本经济带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基于前文的分析，不难对当前日本政府的货币及财政政策提出如下质疑。

（1）日本的通货紧缩绝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而是由经济结构的失衡所引发的，即使实施再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要央行供应的货币不流入实体经济，或因实体经济萧条而不需要更多的流动性，那么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有限的。从图3可知，尽管2013年初以来日本央行大幅度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供应，但M2的增速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即货币供应没能有效转换为现实的投资和消费，流动性陷阱将从根本上影响2%通货膨胀率目标的实现。

（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缺乏整合性，将会削弱或抵消两者可能产生的效应。因为向市场提供超量的流动性将使市场上长期利率上升，这一方面将会推高住房贷款和企业贷款的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到日本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将使国债价格下跌，使日本政府靠发行国债筹集财政资金变得更加困难，进而使央行不得不在市场上大量购入国债，形成难以对实体经济产生持续有效刺激的货币循环。

（3）日本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确导致了日元大幅度贬值，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缓慢，试图通过日元贬值来增加出口的愿望并没能顺利实现。而且，部分海外生产比率较高的企业对汇率波动并不敏感，而对汇率波动较敏感的企业一方面受到国外市场的制约，另一方面因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原材料的成本，削弱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出口更加难以增加。

（4）政府的负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已高达200%以上，如果还是通过增发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将使财政政策的运行空间越来越窄，而通过提高消费税率来补充财政收入的缺口，又与促进消费及刺激经济的政策目标相悖。如何同时实现增税、重建财政与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将成为安倍政府未来执政中的最大难题。

（5）从2014年第二至第四季度日本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及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应正在逐渐变弱，尤其是同年4月提高消费税率之后，私人消费支出迅速萎缩，经济下滑的速度加快（见表8）。由此，日本政府正在会同央行考虑实施进一步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向国会提出增加财政支出的方案，从而进一步陷入两难的境地。

可见，货币及财政政策本来就具有短期性，加上影响日本经济政策实施效果下降的各种制度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所以无法期待进一步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使日本经济走出困境，这也就是人们对安倍经济学的可行性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主要理由。

（三）实现经济成长战略目标的艰难性

从安倍政府提出的经济成长战略的主要目标尤其是2014年6月重新修订后的主要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前文所分析的日本经济社会中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存在的所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成长战略对日本经济社会中存在问题的把握比较准确，试图重点推进改革的方向及内容较清晰，所提出的政策取向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然而，以下问题的存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安倍政府推进这一系列的改革，并将妨碍其所设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一，经济成长战略中所涉及的多项政府规制改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提出，并经历届政府实施了多年，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财税体制的改革，多年来一直把改革税收结构及结构性减税、改革公共投资及其所需资金的筹集方式、健全政府的治理结构等作为规制改革的重点，但由于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而难以推进，时而为了刺激经济而不得不又沿用传统的方式。此外，为实现重建财政的目标而提出的具体的措施也缺乏可操作性，面对经济长期萧条，日本尚未在经济增长和健全财政之间找到平衡点和突破口。

第二，经济成长战略对确保政府养老金财政的长期健全性做了体制与机制方面的具体安排，但仍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不断扩大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收支缺口。在如何重塑政府、企业和国民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抑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过度膨胀、逐步提高各类保险费率及交纳额、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实行费用征收的多元化，如何重视地区社会、各社会团体和家庭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在社会福利领域引进市场机制等方面，日本尚未拿出具体的应对措施。

第三，经济成长战略显示出日本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高度关切，促进女性就业及灵活使用外国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就业人口减少的局面。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减少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它还会使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减弱、劳动生产率下降，最终会使经济发展停滞。对此，经济成长战略并未拿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及战略步骤，还缺乏从改变思维方式、调整社会结构、适应全球化等角度，来深入思考老龄化社会的技术创新、生产配置、就业引导、消费安排、服务提供等问题。

第四，经济成长战略把强化企业治理结构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试图以此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收益率，增强国际竞争力。然而，从战略内容来看，并没有超越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已进行过的改革试验，也无法进一步证明这些改革设想对企业来说是否长期有效，或是日本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方向。因为，2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除了少数年轻的及深受资本市场影响的创业企业及家族企业外，大多数重要的日本企业基本上还是沿用以往的治理模式，而只是在提高经营透明度、重视利益相关者和资本市场等方面做了部分调整。

第五，经济成长战略强调要通过企业的对外和对内投资促进日本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并通过各种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其实，类似这样的战略目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制定，但是进展一直十分缓慢，究其原因在于日本的经济体制及竞争机制难以与国际接轨。为此，日本需要在国内排除各种阻力，在相关领域进一步放宽各种规制，强化竞争政策，纠正排他性的商业习惯和限制关联企业的内部交易，以此来提高市场竞争的透明度，促进国内外企业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参与。

第六，经济成长战略在各相关领域设定了一些具体的数值目标，显示了安倍政府力图推进改革和振兴经济的决心。然而，不少数值目标的设定似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也无法起到约束政府行为的作用。尤其是涉及微观层面的企业设备投资增长率、具体产品的市场规模、聘用外部独立董事的上市企业比率、女性的就业比率等，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企业自身的努力和选择，而不是政府的政策所能决定的。

第七，关于建立国家战略特区的构想，在小泉内阁时代就已具体计划和实施过，但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而不了了之。安倍政府的经济成长战略具体指定了6个国家战略特区，并分别赋予它们相应的职能，而且将其作为推进政府规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样的构想看似完美，但政策框架并不清晰，即政府究竟要在这6个特区实施哪些特殊政策，推行哪些相应的规制改革，6个特区如何去落实这些政策安排，如何协调与其他地区的关系，这些在经济成长战略中还缺乏系统的考虑。

第八，从经济成长战略的整体框架来看，政府主导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也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及政府的积极性。而要成功地推进任何一项改革，光有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并要充分发挥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然而，从日本社会的现状来看，各市场主体、政治力量、一般民众等对经济成长战略尚未形成共识，对其可行性的信任度并不高，各方的参与度还很有限。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也许是经济成长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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