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领域的问题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曾经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的弊病逐渐显现：第一，在资金相对过剩的条件下，间接融资体制容易引发银行的“惜贷”和扩张冲动，一方面使得没有筹资替代手段的中小企业深受银行“惜贷”的影响，另一方面开始转向有地产担保的高风险企业及房地产的贷款市场，从而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第二，政府金融监管的主要形式是以高筑银行业与证券业间的竞争壁垒，尽管1992年《金融制度改革法》选择了通过子公司相互参与的方式实现业务渗透，但并没有完全推倒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的竞争壁垒；第三，大企业自身财务实力的增强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进展，降低了企业对主银行的依赖，使主银行体系发生变异，主银行不再恪守对陷入危机的企业的救济；第四，在金融体制本身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仍然沿用保驾护航的方式去保护和处理破产的金融机构，结果导致泡沫经济的全面崩溃和经济的长期萧条；第五，既有法律限制了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无法采取有效的货币政策。

表1　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及业务净收益状况　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金融厅：《金融再生法披露债权的状况》（2010年9月）。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其一，通过立法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严格要求银行达到自有资本比率的标准；其二，通过引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实现银行、证券及保险业务的相互交叉；其三，通过实施新的《外汇法》，大幅度放宽对国际金融交易的规制；其四，为了进一步有效地对金融机构实行监管，对金融行政体制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其五，修改了1942年制订的《日本银行法》，强调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在日本银行的政策委员会，从而强化了央行的独立性。应该承认，这些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通过银行业的合并与重组、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民营化等，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业的经营效率有了一定的改善（见表1），金融法制和监管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使得日本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能独善其身。

然而，日本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第一，日本仍然维持着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金融风险还是主要集中在银行，为此银行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惜贷”；第二，金融机构大规模的合并与重组尚未最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资本收益率还明显低于欧美国家的大金融集团；第三，在银行与企业依然存在特殊关系的状态下，法人治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使得其他股东无法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实施有效的监督；第四，改革正在触及一部分既得利益主体的利益，由于政府在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协调，因而大大增加了体制改革的成本；第五，其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其他体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与那些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之间的摩擦也在所难免。

受到上述金融体制的约束，日本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传导路径发生变异，在银行“惜贷”及企业“惜借”的状态下，货币政策就难以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产生影响，以致无法得到理想的政策效果。尤其是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实施零利率政策，在流动性陷阱中越陷越深，从而进一步压缩了常规的货币政策可能运行的空间（见图3）。

图3　日本的流动性陷阱

注：黑线：基础货币的年增长率；灰线：M2的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http：//www.stat-search.boj.or.jp/ssi/cgi-bin/famecgi2？cgi=Sgraphwnd）。

（二）财税制度的瓶颈

日本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原因除了为应对经济衰退而扩大公共投资支出外，实行老年人免费就医制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也是重要原因。而80年代实施的“不增税的财政重建”政策虽然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它是在以下变通的方法下实现的：第一，是对可暂缓支付的经费推迟支付，等重建目标实现后再补偿支付；第二，为减少一般会计支出，政府停止或减少一般会计向该特别会计的支出，并由财政投融资来负担资金；第三，把国债转化成其他政府债务形式。这种重建财政的政策不但没有使财政状况出现根本性的好转，反而加大了出现更大财政危机的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经济萧条，政府不得不以赤字国债为财源，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从而陷入财政危机的状态（见表2）。

表2　日本赤字财政的状况　单位：10亿日元、%

续表

注：国债依存度：一般会计预算中国债所占比率：2014年度为预计值。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原大藏省）：历年《财政金融统计年报》。

日本长期结构性财政赤字的主要成因有：第一，税收结构不尽合理，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消费税等间接税比重偏低，尽管所得税容易征收，但一旦经济出现萧条，税收收入（尤其是企业所得税）也会随之锐减；第二，泡沫经济崩溃后较长时期处于萧条状态，使得用于刺激经济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第三，社会保障的各种给付支出及国债还本付息支出持续增加，其中对老龄者的支出增长最为显著；第四，由于地方政治力量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较强，所以对地方的财政补贴只能有增无减；第五，由于纵向的行政体制及政府内部决策的不透明，加上财政投融资机构的治理存在较大的问题，所以政府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下降（见表3、表4、表5）。

表3　中央税税收结构及其变化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原大藏省）：历年《财政统计》。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税体制改革：首先，在桥本政府时期，颁布《关于推进财政结构改革的特别措施法》（1997年11月），即用法律形式来规定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和方案；其次，在小泉内阁时期，提出了对环境、少子老龄化、搞活地方、城市再开发、振兴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个领域进行重点和优先扶持，削减一般公共事业投资及实施永久性减税等财政结构改革方案；再次，其后的历届政府都把调整税收结构、对个人及企业的所得实施减税、提高财政政策运行的透明度和效率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这些改革方案的实施不是被大幅度的经济下滑所打断，就是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表4　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支出构成　单位：%

续表(www.daowen.com)

注：1970年度后外交费计入国家机关费。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原大藏省）：历年《财政统计》、《财政金融统计月报》。

表5　日本公共投资乘数效应的变化

资料来源：[日]林宜嗣：《财政危机的经济学》，日本评论社1997年版。

可见，日本的纵向行政、利益团体和“族议员”的存在以及政府内部决策的不透明，导致财政预算规模不断增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只能有增无减，加上政府为刺激经济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以至于难以摆脱结构性财政赤字的困境。此外，法人所得税率偏高，个人所得税有失公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打击了劳动者特别是社会财富创造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影响到私人消费。再则，政府通过财政投融资方式直接参与市场的投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主体正常的投资选择。而且，由于行政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公共投资缺乏应有的效率，削弱了扩大公共投资对刺激经济的作用。

（三）产业政策的弊端

日本以产业结构政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其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暴露无遗。

首先，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完成了追赶发达国家的使命以后，社会意识发生很大变化，政府与市场的矛盾逐渐尖锐。在经济追赶阶段，政府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实施产业政策，以发展产业和振兴经济，是整个社会至高无上的目标。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方面，为振兴和发展产业的政策目标与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具体表现在产业政策过度注重产业的发展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社会资本的完善，过分重视产业及企业的扩张而轻视消费者的利益。这种政策目标的偏离及产生的后果，反过来又制约了产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另一方面，习惯于在产业政策框架下谋求发展的企业，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或竞争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们则希望政府有条件地实施产业组织政策，增加禁止垄断法的不适用条款，以限制市场竞争。这种在日本产业政策体系下形成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使日本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产业及企业得不到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在产业政策的作用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为了拓展自身的业务领域，则强烈要求政府放宽对它们的各种规制；而日本产业政策以产业结构政策为核心的基本特征、修正现有产业政策所需的民主程序以及政策实施上的滞后性，又使得政府和企业难以迅速应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

其次，在“二战”后日本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在经常面临国际收支逆差的发展阶段，日本追赶型的产业政策尚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但是，当日本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经济大国，并且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顺差以后，日本追赶型的产业政策便成为日本与欧美国家产生结构性经济和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展开激烈的竞争，使日本逐渐成为被追赶的对象，被迫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面对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竞争压力，日本的产业政策注重在原有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而忽视强化竞争政策，未能鼓励企业突破原有的产业框架，参与新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和建立新的主导产业，以至于没能完全跟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步伐。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尽管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不断地扩充。然而，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社会保障的支出，总有一天会导致政府财政的崩溃。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的财政已经陷入严重的困难，尤其是在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萧条以来，政府财政收入与社会保障支出的矛盾日益尖锐，迫使政府不得不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见表6、表7）。

表6　国民年金制度的财政状况　单位：万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白皮书》（2011年）。

表7　厚生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状况　单位：万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白皮书》（2011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特点：（1）从给付和负担两个方面把握与经济、财政之间的协调发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2）增加税收，大幅度减轻国库的负担，努力抑制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过度膨胀；（3）把社会保障的负担从中央政府转向地方政府、个人及保险者；（4）降低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使之向更低的方向平均化；（5）逐步提高各类保险费率及交纳额，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实行费用征收的多元化；（6）在年金、医疗等制度之间进行给付与负担的整合，进行医疗保险制度、年金保险制度等综合性改革。这场改革一直延续至今，它是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过度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的改革，也是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所采取的对策。然而，上述改革的步伐远远跟不上老龄化的速度，使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更大的挑战。

（五）对外经济体制的僵化

在对外经济体制方面，日本长期采取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在相关领域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设置各种规制，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并拖延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进程。这不仅妨碍了日本企业与国外企业间的正常竞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保护的国内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丧失了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动力。同时，奖出限进的贸易使日本累积了巨额的贸易顺差，成为与欧美国家间产生结构性经济和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为此，欧美国家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并逼迫日元大幅度升值，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跟不上开放国内市场和日元升值的速度，最终导致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为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包括扩大内需、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变产业结构、促进制成品进口、促进国际货币的稳定的“日元升值的紧急经济对策”，发表了《扩大外国企业参与国际机场建设的机会》《扩大经济边界》《促进对日投资》《探讨企业环境的国际协调》等报告，并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及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同时通过外汇管理的进一步自由化来推动国内金融及证券市场的发展，使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态势下，开放国内市场、促进制成品进口及实现货币汇率稳定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加强，从而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汇率政策的国际协调必不可缺。然而，由于日本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相对滞后，进一步开放市场的阻力很大，从而需要承担更大的国际协调成本。然而，日本现有的财力也许无法承担上述所需要的协调成本，因而在短期内就很难建立起与国际相协调的经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