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银行垄断资本同工商业垄断资本融合的方式中，资本参与是非常重要的。银行垄断资本和工商业垄断资本之间的参与制有三种形式：（1）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或管理着）工商企业的股票；（2）工商企业拥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票；（3）由第三者同时拥有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的股票。其中第一种形式是主要的。

1.银行是工商企业最有势力的股东

美国现行的银行法在条文上禁止商业银行对非金融业投资。然而，商业银行可以设立信托部，管理亿万富翁和各种团体如“养老基金”等委托的资产。在一般情况下，银行可以决定受托资产的投资去向，而当前投资的主要对象则是购买公司的普通股。^[10]这就使商业银行有条件控制工商企业的股权，实际上成了美国工商企业最大、最有实权的股东。

1967年底，美国13 000多家商业银行中，就有3 000多家设有信托部。^[11]它们所拥有的信托资产已从1929年的300亿美元^[12]增加到1974年初的4 040亿美元。^[13]据美国《新共和》杂志报道，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商业银行信托资产总额的半数为20家大银行所控制，大部分用于对公司股票的投资。^[14]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报告，1971年商业银行信托部门拥有市价240亿美元的普通股，占美国公司已发行普通股的21.7%。^[15]又据《商业周刊》称，目前上市的大公司股票的50%掌握在“团体投资者”手中。^[16]而拥有大量信托资产的大商业银行则是最大的“团体投资者”。商业银行通过它的信托部的投资，掌握着许多企业的控制股份。据美国众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对纽约、芝加哥、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底特律、匹兹堡、哈特福德10个金融中心的49家商业银行所做的调查，1967年这49家银行分别持股在5%以上的公司就有5 270家，每家银行平均有108家公司，其中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多达401家，摩根保证信托公司有270家。尤其重要的是，美国最大500家工矿业公司中的147家，最大50家零售商业公司中的17家，以及最大50家运输业公司中的17家，都被这49家银行中的一家或几家分别控制了5%以上的股票。^[17]

商业银行信托部的投资非常集中。据1972年底的统计，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对投资最多的20家公司的持股额（市价）达100亿美元，占其股票投资总额的47%；第一花旗银行的相应数字是62亿美元和52%；制造商汉诺威信托公司是31亿美元和40%；梅隆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现改名梅隆银行）是36亿美元和50%；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是28亿美元和43%。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仅对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一家的持股额（市价）就达21亿美元之巨。1972年，美国一些大公司的30名主要股东中，银行股东所拥有的公司股票百分数如表22-18所示。

表22-18　1972年美国大公司的30名主要股东中，银行股东拥有的公司股票百分比

资料来源：Business Week June 25，1984，p.25.

资金量仅次于商业银行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广泛地掌握着工商企业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票。例如1966年，10家保险公司持有摩根保证信托公司5.2%的股票，12家保险公司持有制造商汉诺威信托公司6.4%的股票。又如1968年，洛克菲勒财团的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持有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4万普通股、莫比尔石油公司的3万普通股、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的2.5万普通股；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也分别持有这3家石油公司的9.4万、9万和3.2万普通股。

基金会也是垄断资产阶级用于控制大公司股票的重要机构。1968年，美国已有25 000个基金会，拥有200多亿美元资产。据估计，这些基金会资产的3／4投资于股票。1960年末，洛克菲勒家族所控制的7个基金会，就拥有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789万多普通股，市价3.2亿美元；杜邦家族的2个基金会拥有克里斯蒂娜证券公司股票6 931股，市价8 380万美元，以及杜邦公司股票36万股，市价2 040万美元；梅隆财团的6个基金会拥有海湾石油公司股票370万股和美国铝公司股票12万股。20世纪70年代初，福特基金会的股票投资达35亿美元，在美国数百家公司中拥有股权。

一些同财团密切相关的大学、宗教团体也参与投资活动。洛克菲勒和波士顿两财团控制的哈佛大学就拥有1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财团内各工商企业之间也相互持股。如1967年，摩根财团的美国熔炼公司拥有通用电缆公司股票的35.9%、雷维尔铜公司股票的33.6%、肯尼科特铜公司股票的0.4%和菲尔普斯奇公司股票的0.8%，而菲尔普斯·道奇公司、肯尼科特铜公司等也拥有同一财团内其他工矿公司的股票。(www.daowen.com)

必须指出，有关美国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持股情况的公开材料往往缺乏真实性。为了回避《反托拉斯法》、缓和人民群众的反对，大公司常常拒不理会公开披露股东持股情况的要求。而大股东常用的手法是隐姓匿名，用假名或邮政信箱代号在股东登记簿上登记。以电力公司为例，它们每年都要向联邦动力委员会提出最大的10个股东名单。1972年，卡罗来纳电力和电灯公司提出的最大10个股东，表面上大多数都是不为人们所熟悉的，而且没有一个股东的持股超过5%。一位前农场主联盟的院外活动者经过一番研究后，揭露了这10个大股东中，除梅里尔-林奇公司和美国谨慎人寿保险公司以外，其余8个名字都是假的。它们都是大商业银行的化名：西格勒公司的真名是制造商汉诺威信托公司，凯恩公司的真名是大通曼哈顿银行，阿特威尔公司的真名是美国信托公司，斯蒂尔公司的真名是吉拉德信托银行，韦克公司是南方最大的银行华佐维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假名，而斯图尔特公司、托马斯公司和金公司都是第一花旗银行的冒名。这样，第一花旗银行在这家电力公司中就至少占有7.5%的投票权。

美国谨慎人寿保险公司拥有弗吉尼亚电力公司股票80万股以上，其中25万股却使用了假的户名。1971年，一个参议员要求联邦动力委员会查明这一问题。最后，弗吉尼亚电力公司在6个代理账户中发现了没有公布过的美国谨慎人寿保险公司的持股。这6个代理账户用的是第一公司、第二公司、第三公司、第四公司、第五公司和第八公司的名字。实际上，美国谨慎人寿保险公司还有更多的其他假名，如第六公司、第七公司、末位公司、次子公司等。

总之，美国的商业银行以及与它有密切关系的其他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掌握着大工商企业的控制股，成为这些企业的主宰。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也承认，“我国最大一级的非金融公司股份的多数，是由若干个最大一级的金融机构所管理，许多大银行通过它的业务，能够成为合众国一些最大工商企业的最大的、单一的股东和表决权的行使者，从而往往得以向这些企业的董事会派进银行代表”。

2.股权的相对分散和财团控制的加强

随着美国垄断资本统治的加强，大公司股票的持有越来越分散，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报道，1952年美国的股票持有者为650万，1959年为1 250万，1965年为2 010万，1972年增加到3 250万。许多大公司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持股者。例如1973年底，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持股者达363万，通用汽车公司131万，埃克森公司72万，国际商业机器公司57万。

垄断资本的辩护士们根据这种现象，多年来极力鼓吹“股权民主化”，说什么现代的大公司已变成属于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掌握股票的人民的“公共公司”，人民本身成了“资本家”。他们闭口不谈数目众多的股票持有者股权极小，并处于极端分散状态，根本无权可言，而股权的分散恰恰有利于垄断资本家这一基本事实。

20世纪30年代，美国有人曾提出金融资本控制方式的三种类型：持有多数股票控制，依靠少数股票控制和凭借强大财力在占有微量股票的情况下进行控制。如梅隆、杜邦、福特属于第一种类型，洛克菲勒是第二种的代表，第三种控制方式的典型是摩根。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第一种方式已不多见，后两种控制方式则日渐普遍。

以20世纪30年代持有多数股票控制的梅隆和福特家族为例，当时梅隆家族占有美国铝公司普通股80%，1967年只占35%。福特家族曾占有福特汽车公司有选举权的普通股100%，1967年降为38.4%。1972年底和1973年初，梅隆家族还宣布出售美国铝公司普通股190万股，使这个家族在该公司持股比率再下降到30%。此外，还出售海湾石油公司的股票920万股。^[18]

财团在某一公司持股比率的减少有多种原因。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股本的增加，要想保持原有的持股比率，即使有一定实力的大家族也是比较困难的。同时由于持股人数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小额股票持有者的股权特别分散，这样，大企业主无须保持很大的持股比率，就能牢牢掌握企业的控制权，而且还可以利用这种条件，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控制更多的企业。在20世纪初，一般有了40%的持股就可以控制企业，现在这个百分数大大降低。如1968年的美国国会调查报告说：实际上只要控制1%到2%的股票，就能给公司的政策和经营以极大的影响；若控制5%的股票，就能支配公司。^[19]

持股的相对分散，不但使大富豪、大银行等能以较小的持股比率支配公司，为拥有巨大财力的财团扩大其势力范围提供条件，而且使财团更容易统治所属企业。1972年出版的《纽约时报商业和金融指南》一书中说：公众持股的众多，使人们集中注意现代美国公司股东的作用。很多文章谈到人民资本主义，说3 100万个股票持有者对美国公司的影响，跟投票人在全国和地方政治中的作用相同。但显然这是一种神话。在股东年会上，甚至没有一人一票的现象。不仅是那些最大份额股票持有者在公司事务方面有最大的发言权，而且，同政治生活相反，在这里，完全可以购买其他投票权。当然，在政治生活中不可以购买选票，作者只是欲盖弥彰罢了，而“人民资本主义”是“一种神话”，倒是实话。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股票持有者的大公司中，股东年会形同虚设，实权操在为数极少的大股东手里。每年开一次股东大会，议程都是公司管理部门决定的。如果一个普通股东想另外提出动议要求讨论，是很难办到的；即使能提付表决，由于普通股东之间没有联系、势孤力单，也无法通过。而公司却可以提出各个伪装的股东，附议他们提出的下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和提案，加以通过。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东年会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1971年的股东年会有1 500人参加，其中包括董事、经理、公司职员和新闻记者。但据公司报告，股票持有者共150万人^[20]。在这次年会上，一个叫拉尔夫·纳德的年轻律师，因坚持自己拥有11股公司普通股，要在年会上提出改组董事会而“轰动”美国。不过这位年轻律师纳德是有后台的。一个自动化部件制造商戈登·谢尔曼每年“捐赠”10万美元给纳德的“保护消费者利益委员会”，纳德本人也靠“保护消费者利益”这块牌号，吸引了诸如纽约市长林赛等政客。即便如此，这次年会上纳德提出的改组董事会建议，只得到1%的投票股的赞同，其中还包括林赛支持的、拥有公司35万股的纽约市养老基金组织。纳德提出要通用汽车公司向购买公司汽车的消费者报告公司情况的提案，引来了一片嘲笑声。^[21]又如富卡工业公司（1974年在美国最大500家工矿公司中排列第316位）大老板富卡在一篇文章里说，“比如我的富卡工业公司有15 000名股东，分散在50个州和国外，在过去6年中只有11个‘局外股东’参加过股东年会……今年我们开了股东大会，有几个股东参加，开了5分钟，因为只要点点函件……股东在年会上发言既有时间限制，干脆叫他们打电话或写信来询问，何必开什么会”。这篇文章题目叫做《停止召开股东年会》，刊在1972年4月23日《纽约时报》的金融版上。^[22]

因此，在金融资本统治的美国，买股票的人越多，财团控制的资本额就越多，股票持有越分散，即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