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以共建“一带一路”开创主动引领外交新格局、对省域深度参与作出更大授权等机遇背景下，与新时代彰显的新形势和高要求相比，对标对表国内外最优最好最先进，以广东为例的省域经济外交也还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主要体现在自主力、掌控力、支撑力、辐射力、接续力等五个方面的不足，深层次原因还是高水平主动适应不够，尤其是在主动适应中央战略调整、新时代发展环境变化以及应对一些新问题、新挑战等方面，其能力水平和果敢担当还尚存不足。

第一个层面是来自省域方面，受其高水平主动适应还尚存不足、开拓进取和锐气担当仍显不够等自身因素制约，对其进一步增强新时代使命担当、更主动高效服务国家大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主要体现在，在中央强调加强顶层设计、于法有据的新形势下，广东在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方面坚决有力、执行到位，但在立足广东服务全国辐射世界、以广东为主平台更加积极主动为国家想事谋事成事等更深层次的使命担当方面，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提着脑袋为国家干事”“舍我其谁”“为国家杀出一条血路来”等果敢魄力相比，当前显得仍略有不够，还有明显的拓展提升空间。特别是现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正发生根本变化，已由过去简单地靠中央政策的外延式扶持，到现在要靠自主式、内涵式的发展，靠优化政务发展环境等综合方面激发内生动力；同时在过去从没有到有的时候，开始时的变化是很强的，但现在变化了这么多年，要作出一点创新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凝聚更高的政治智慧和创新勇气，做出更为艰辛卓越的不懈努力。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总体外交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不仅开启了中国主动引领外交的新时代，也给省域经济外交深入推进注入新内涵新活力。在中央顶层设计中，就赋予了广东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4大功能定位，同时还对广东开创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寄予厚望、压以重担；粤港澳大湾区及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以制度规则体系为主攻方向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格局构建等，都赋予广东在新时代继续引领全国潮流的历史重任，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广东要在更高历史起点上开创新时代各项工作新局面，既要有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的胆略气魄，又要有奋斗不息谋事创业的高招新招实招。新时代新使命呼唤新担当新作为，但在具体实践当中，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在新时代为全国堪负大任、迎面破解新时代难题挑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等方面，其展现出来的使命担当、果敢魄力与中央要求、时代呼唤和人民期盼相比也还有不少差距，这集中体现在省域经济外交推进层面的担当进取精气神有所弱化，尤其在落实“三个主动适应”特别是在中央顶层设计下主动适应央地关系、更果敢担当作为等方面还略显不足，这也成为当前制约其不断走深走实的一个关键问题。(www.daowen.com)

第二个层面来自上级政府方面，对中央一些部委办展开更为积极有效的央省互动及授权支持提出了新的现实要求。邓小平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3]中国作为高度单一制国家，中国省域经济外交取得成就的根本前提，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富有远见的有力有序授权，在顶层设计下为省域经济外交及时提供来自法律、政策等层面的必要保障，为其深入探索实践创造环境、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在具体实践当中，包括广东在内的省域经济外交作为中央政府主导下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有力促进了地方综合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也对国家发展和总体外交起到了重要的配合、服务和补充作用。必须正视的一个演进态势是，广东作为中国对外依存度最高的省域，随着省域经济外交工作向纵深推进，必然与国家政策体制的完善形成良性互动共进的格局，共同维护和拓展国家与地方利益的最大最优。特别是当前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很多前沿领域的探索实践不仅走在全国前列，有的还率先进入了“无人区”，面临越来越多新出现的对外事务，这对中国省域而言没有任何先例可循，也没有现成模式可套，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挑战性，这就需要国家层面尤其是一些中央部委办立足全局、面向未来认真加以协调互动解决。尤其是广东深入推进当中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很多为国家宪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所尚未能涉及的，这无疑成为广东对外交往面对的来自国家层面特别是体制机制方面的难题。比如，当前广东自贸试验区践行开展的很多创新改革都需要向中央部委办“一事一报”或联合会签，增加了推进工作的时间成本和互动难度，一线部门对中央探索“打包授权”或“综合试验”等新机制提出了新期盼；又比如，省域各级各单位在深度展开“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时，在对外沟通协调中就存在与合作方地位不对等的现实问题，导致一些信息交流不畅顺、工作步调不一致、涉及境外园区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难以及时争取获得的实际难题，极大影响了工作推进的实效，这也对国家层面加强指导和应对提出了新期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