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提出这样的论点，主要是相比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提着脑袋为国家探索一条新路”的峥嵘岁月，其所彰显出来的巨大政治勇气和非凡果敢魄力而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如何带领中国走出困境，如何搞现代化建设，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子，是摆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在那个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在那个充满未知风险、破冰闯关开局的特殊年代，广东站在全国全局的高度，以“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精神向国家主动请缨，“摸着石头过河”为国家探路，每一步都是前无古人的披荆斩棘，背后蕴藏的都是为党和国家事业的真担当、大作为，把广东人特有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精气神发挥到了极致。^[163]

比如，与中央互动大胆试验创建经济特区，争取中央赋予其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中央50号文（1979年），根本在于广东以为国担当、“舍我其谁”的胆略勇气，主动请缨为全国探索经验“杀出一条血路来”。当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设立经济特区，就是中央与地方高效互动的结果，其第一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地方，第二阶段主要来自中央。中央50号文颁布后，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地良性互动起来。^[164]正如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习仲勋指出，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习仲勋说，要有胆识，勇挑重担，拼老命也要把试点搞好；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股拼命精神；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165]当年，广东立足全国大局主动谋划作为，与国家中心工作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作为全国试验区的功能特征非常明显，起点和站位都很高。比如为了经济特区立法具有更高的全局权威性，就成功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提请由国务院报送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施行，从而为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奠定了坚实基础。^[166]

回顾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酝酿、起步和开局这一段不平凡历史，足见习仲勋同志不仅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和政治勇气，而且也显示了他当时作为地方领导人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高超领导艺术和智慧。同时，这段不平凡历史也带给我们丰厚的思想财富，其中最大的启示，就是审时、担当和坚定。所谓审时，就是抓住中央正在酝酿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最早主动请缨为全国探路，与中央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很快得到中央给予莫大的支持；所谓担当，就是敢于实践新办法、新机制，敢于立足全局向中央提出新建议、新要求，还敢于争取自身合理的权益，为全国做出更大贡献；所谓坚定，就是以“无我”的大格局，坚持正确的决策、正确的硬道理，顶住压力和责难，争取最大的成功。这在当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事，没有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政治勇气是很难做到的；广东的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同样得到了中央的信任与厚爱。比如，针对当时国家一些部委办下发文件要求“广东、福建不得例外”等实际情况，中央在广东的据理积极争取之下作出更为明确的界定，即强调“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措施，适合的就执行，不合适的可不执行或变通办理”。^[167]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信任、鼓励和支持下，广东人民以大无畏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创新。^[168]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就指出，“广东经验在于思想解放，有一种敢闯敢试敢干的精神。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69]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东改革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到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攻坚期和深水区^[170]，很多工作不仅走在全国前列，不少创新领域工作也已进入“无人区”，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挑战性，其推进难度并不亚于当年。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及自身挑战面前，广东跨过目前转型升级的“坎”可望前景光明，跨不过去就很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此，开拓创新、砥砺奋进成为广东“华山一条路”，更加需要传承弘扬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审时、担当和坚定，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魄胆略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担当、革命精神，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奋勇走在全国大方阵的最前列，把中央赋予广东的使命任务完成得更优、更好。

但与国内外新形势、新要求相比，近年来广东一些地区和干部“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改革闯劲和韧劲有所懈怠，改革勇气和引领示范作用也有所减弱。广东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有：一是小富即安，富而求稳。广东在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环境下，守成、满足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滋生蔓延。这是在领导干部队伍和社会民众中都普遍存在的，这种意识的存在是开拓创新冲动消减的思想根源。^[171]部分地区在改革发展中先富起来，慢慢消解了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改革锐气日益钝化，部分领导干部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气神也有所弱化，部分领导干部固守过去成功实践中所形成的观念、经验和思维方式，不够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未能与时俱进。比如，广东一家在省外也有投资的科技企业表示，广东现在是规定没有说能干的就不能干，而外省是只要没规定不行的都能干，这反映出其思想比广东更加解放。二是责任担当还不足。一些干部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认识还不够清晰，对推进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严峻性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再跨进一步”的担当和勇气，有时还存在一些畏难情绪，缺乏敢闯敢试的创新激情。面对体制机制障碍，有的干部不愿刀刃向内、真刀真枪开展自我革命，创新发展的目标措施有时虚多实少。三是对创新发展的系统性把握还不够深，办法还不够多。在工作推进中，一些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仍存在不少障碍，信息互联互通、服务同步建设也还不足，一些涉及跨部门的综合性工作，往往由于部门协同配合不到位而推进不力；一些广受欢迎的工作政策，往往因为相关政策不配套而无法落地，未能及时实现同向共进、聚焦发力，打出“组合拳”。比如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外事、商务、贸促、金融、保险、智库等部门没有同步保障，用力不均，导致有的工作抓得还不够到位，影响了整体保障的效果。四是创新激励制度建设还存在不足。鼓励地方和基层干部大胆探索、主动作为的政绩考核导向还尚未形成，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鲜明政策导向也尚未形成；对大胆地试、主动地改的领导干部进行正向激励方面，无论是制度规定上还是案例示范上都还显得力度不够；不少地方和基层也还没有从“要我改”转变为“我要改”。^[172](www.daowen.com)

广东开放精神和创新意识有所弱化的态势，与浙江、上海等省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是顶层设计和战略举措上缺乏突破性创新优势，在具体的发展规划以及重大平台、重大项目、重大活动等谋划推进中仍缺乏前瞻性视野，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力度和深度显得不够，担当变革国际经贸规则、完善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魄力仍然不足。一些地区和部门一讲到顶层设计，就囿于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与中央相关部门主动沟通交流不足，突破整体效果也还不够。例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制度改革虽然形成了一些制度创新成果，但主要集中在流程上的优化，在通关通检、金融、财税等属于中央事权的重点领域方面仍然难以形成更多突破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安排。此外，广东参与和争取国家级战略规划项目的积极性也还不够强。例如，国家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带一路”重大金融创新举措不断落地，但广东不仅缺乏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金融合作平台和机制创新，而且参与双边政府融资框架的意识还不强，纳入双边政府融资框架的项目也不多。在地方性探索上也还有待加强，例如，相对江苏省国家级开发区实行“全链条审批”、苏州工业园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等创新性改革，广东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等园区发展模式相对滞后，简政放权力度不足，重项目、轻规划，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优势产业匹配性也还有待增强。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深入推进离不开产业、金融、投资、贸易、土地、税收、财政等多个领域的协同联动，涉及中央、省市各个职能部门。从现行体制机制看，由于各部门的权责不同等原因，跨部门间的协调和协同推进改革的节奏和重点不同，导致单部门改革较多，系统性的改革和配套措施较少，联动效应未能充分发挥。许多重点开放领域、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措施的管理权限集中在中央部委办，地方自主管理权极为有限，在实际推进中部委办层面往往仅确立大的原则方向，未出台实施细则，而地方对接研究应对方案时还不够有力，导致很多改革创新仍难以落地。例如，金融开放创新政策落地较慢，对外贸新业态的激励包容机制未有效建立，对企业“走出去”服务便利化和监管规范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理顺。此外，相比浙江、上海等省市，广东自上而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政策支撑体系也稍显薄弱，工作机制还有待健全。大外事工作格局也尚未完全形成，统筹协调、检查督办的力度也还有待加强。^[173]

改革创新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否则就难以持续保持领先优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广东要开创新时代各项工作新局面，既要有自我革命的胆略勇气，又要有谋事创业的高招、新招、实招。同时，身处新时代，省域从中央争取的，不应集中在政策的“洼地”，而应是创新的“高地”。这需要地方政府自身在治理理念、治理工具、治理手段等方面下功夫、求创新、出思想，把地方政府的经验经由中央的首肯与推广，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范，既为地方进一步发展赢得先机，也为国家制度性创新做出应有贡献。^[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