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本根据。”^[147]从历史的大视野看，广东经历了从盛到衰，改革开放以来又重新崛起的过程。广东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域，这也跟中国的发展时运和广东在全国中的特殊区位等相适应。广东地处中国南海之滨，很早就向海洋发展，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国最显赫的外贸重镇，而且是唯一一个两千多年来一直未曾中断的对外通商口岸，商业及对外贸易长盛不衰。综观历代中央王朝，几乎毫无例外对广东实行各种特殊开放政策，保持南海海上贸易这一强大通道从没间断，从很大程度上讲，这有赖于其“偏远”又“方便”的特殊地理位置。因为在当时闭关锁国之中国，其政治文化及经济的中心是中央王朝首都，最需确保的是安全和稳定；而广东这一远离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地理特点，一方面为其带来了对外通商的低成本优势及机遇；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广东务实、开放、兼容的人文传统，造就了广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第一前沿阵地的独特品质与区域形态。^[148]

广东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中央对其授予的定位使命。回首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制度变革并不是一个可以事先设计完备的试验，也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重新实现大国和平崛起的伟大进程中，广东之所以勇于创造性地向中央提出“先行一步”的建议并得到采纳，这既与广东具有对外通商的悠远历史优势、领导层的主动争取与担当作为密切相关，也与中央认为广东当时在全国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地处南方一隅、好坏对全国大局影响不大等特殊性定位密不可分。在中国诸多沿海省份中，广东确实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在地理位置上，它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处于中国最南部，用它做实验不必担心政治或经济的混乱对全国带来威胁；同时，无论是重工业还是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当时广东所占比例均不大，危及国民经济安全的风险较小；加上广东毗邻香港，是中国通往世界的最方便之路，最有条件试验运用国外对中国有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因此，中央为了迅速打开全国开放工作局面，接受了广东主动提出的“先行一步”设想，授权广东等设立经济特区展开积极试验，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探索如何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跨越发展的方法、模式，为全国开拓出一条新路。^[149]广东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又一批改革开放先行者，怀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诚之心和事业情怀，不惧风险、不畏非议、不负众望，积极引领全国改革开放顺利开局，并持续向纵深推进。

但时至今日，广东发展的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国家政策层面，国家经济调控和现代化治理体系在不断完善当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布局在广东设立经济特区、授权其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这个奇迹产生的过程，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过程，是由中央扶持的，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创新的诱致性变迁，建立了与地方特色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并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推广。^[150]从那个时候起，中央就始终要求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窗口作用、试验区作用、排头兵作用，大胆地试、勇敢地闯。正是凭借中央授予的这些特殊体制和政策优势，广东大量吸引域外资金、集聚众多各类人才，由此获得快速发展。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引领大国更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路径方向也相应调整，更加注重从宏观层面加强对国家发展的整体谋划。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立足全局加强了对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对省域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与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相比，中央更加强调顶层设计，由中央牵头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四梁八柱”作出统筹设计，地方需按照这个总体框架设计来具体施工；同时，中央也强调发挥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鼓励其大胆探索创新。中央强调顶层设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各方面已形成共存共构的复杂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重要省份比如广东经济体量很大并“富可敌国”，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初“坛坛罐罐打烂无碍大局”的情形了，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虽然在具体问题上依然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就全局而言，总的指导思想变了。这也并不意味着是对之前指导思想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作出的必要深化调整。时代不同了，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路径与答案，此中道理无须赘言。^[151](www.daowen.com)

从区域竞争层面看，全国改革试验也进入“趋同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经济发展已从过去的局部试验阶段向普遍性改革推进，广东原有的一些比较优势，特别是政策的比较优势逐步消失了。也就是说，“先行先试”已不再是广东的独有“特权”。^[152]这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这就意味着包括深圳等特区在内的广东越来越失去原有特殊性政策的比较优势。^[15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面对外开放，广东的窗口作用显著下降。这也意味着在全国经济地理版图上呈现出群雄竞起、百舸争流的竞争生态之下，广东改革发展呈现“试验—扩散—趋同”的演进态势。^[154]同时，中央政府出自平衡全国各地区利益、促进国家更协调发展等各方面的战略考量，对一些区域政策和重要开放平台布局采取了一些动态调整，广东曾经一马当先的领先地位面临挑战。比如，上海主导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承揽很多国家战略，被旗帜鲜明地定位为中国致力打造的世界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上海合作组织、重大资源国际交易体系、国内首个自贸试验区等国家重大开放平台，以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均落户上海。在举办大型国际活动、构建对外开放平台、探索自由贸易港制度等方面，全国很多省域也跑到了广东前头。

从广东自身层面看，其过去发展试验的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突出的就是“试错成本”趋高。一是从地理区位上，广东地处中国经济“南下、西进”的桥头堡，粤港澳大湾区及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又将其推上新的历史舞台和更重要的开放前沿，承载着国家和民族新的历史使命，广东已不再是过去的“偏居一隅”了，而是成为走在国家发展前列、发挥引领示范功能的战略龙头。二是在经济总量上，广东长期占据全国1/9的份额，外贸体量雄居全国1/4，总体上已“大可敌国”，是保持大国经济繁荣稳定及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绝对不能有太大波动，否则就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广东稳则全国稳，广东优则全国优；广东不能发展得更好，全国大局都将受到影响。”^[155]三是在政治责任上，广东在香港、澳门回归后承担着促进这两大特别行政区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特殊政治功能，是支持国家落实“一国两制”伟大创举、促进祖国实现完全统一事业的前沿阵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

凡此种种，就足以说明广东作为当今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一极和责任高地，在全国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6]，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这也说明广东推进试验的综合考量已超越“一省一域”的地理范畴，既彰显政治功能、更牵动发展全局，必须在国家顶层设计下落实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国家担当和更宽的国际视野，切实加强对事关全国全省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关键工作的统筹协调和主动谋划，确保各项事业扬帆远航、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