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力指的是后边接续而来的力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本书在这里借用这一个词语，主要是强调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不少挑战，存在开放型经济面临阶段性“天花板”现象、对外经贸“大而不强”、新旧产业动能接续转换相对滞后、侨务助力效应仍有待提高等短板与不足。

第一，开放型经济面临阶段性“天花板”现象。开放型经济是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重要载体，而其在引进外资、对外贸易、“走出去”这三大领域仍面临不少难题。比如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贸易“低增长”总体局势仍难以改变，长期趋紧的国际贸易环境将使得广东外贸增长一时难以走出低位通道，短时期内难以突破其“天花板”。^[135]实际上，自2013年起，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连续保持在1万亿美元以上的高位运行，其中出口占了大半，超过同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产品当中的1/3以上销往海外市场。虽然广东外贸体量很大，但这几年外贸总额总体上呈现出徘徊不前的运行态势；而要打破这一局面，必须在稳份额的基础上通过质量和品牌等方面的优化提升，有效实现量和质两个维度的向上突围。

又比如在引进外资方面，外资经济在广东的占比已超过31%，但这几年引进外资的总量也呈现徘徊不前的状况（见表4-4、图4-1），特别是仍然以港澳台地区资金为主体，来自欧美资金的总量仍不足两成。2016年，广东人均利用外资为214.27美元，比2012年减少了4.23美元；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实际利用外资占比从2012年的5.1%下降到2016年的5.0%。同时，广东近些年招引外资的增量较多集中在房地产、批发零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领域，制造业领域的招商引资呈现多年负增长的态势。在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产业竞争格局下，这一招商引资现状对广东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较为不利。^[136]

表4-4　2013—2017年广东外商直接投资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有关年份数据整理而成。

图4-1　2013—2017年广东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图

近年来，广东吸收外资要素成本优势不断弱化。长期以来，价格相对低廉是广东出口竞争的重要优势。依托人口红利优势，广东过去大量承接海外加工贸易转移，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合作，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积累。但随着各种成本上升，这一传统优势受到极大挑战。2012年广东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014年劳动适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下降，到2016年减少52.6万人，来粤外省异地务工人员出现回流。全省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产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压力明显加大，面临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争夺中低端制造业和发达国家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的“双重挤压”问题较为突出。截至2017年年底，人工方面，广州、深圳工人月均工资650美元，远高于越南（181美元）、印度尼西亚（174美元）；用电方面，广东的工业电价为65.43分/千瓦时，高于美国（44.8分/千瓦时）、韩国（47.7分/千瓦时）；用气方面，工业用气价格每立方米3.47元，高于美国（1.05元）、德国（2.49元）；用地方面，平均用地成本为416元/平方米（深圳除外），高于美国（391元/平方米），工业用地平均成交价是山东的1.67倍，珠三角地区仓储用地租金是江浙鲁三省的2～3倍；物流方面，物流总成本占广东省GDP比重14.8%，高于美国（7.8%）、德国（8.4%）、日本（8.5%）、英国（10.1%）；税负方面，制造业九大重点行业中有5个增值税税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7]

第二，对外经贸“大而不强”。总的是附加值仍不够高，国际知名品牌较为缺乏，世界品牌500强中广东仅有4家企业入选，大部分外贸企业的自有品牌知名度仍较低。2017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中，广东仅华为公司这一家制造业企业上榜。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量确实很大，但质量仍不够高，在产品价值链中拿到的主要是加工费、辛苦钱，产品利润空间小、抗风险能力差，产品附加值仍较低。据测算，广东机电产品一般贸易进出口中，仅有1/10的产品出口均价高于同类产品进口均价。高端加工贸易项目总体不多，以自主品牌方式出口的仅占加工贸易出口额的30.8%。重要出口产业仍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如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品牌手机占据了全球61%的市场份额，但由于芯片、显示屏等核心技术以及专利授权、行业标准被高通、英特尔、三星等国外巨头所垄断，全球利润却不到10%。

出口质量效益仍有待提升。在构成出口产品的三大要素中，技术要素所占比重依然较低，出口仍然以廉价产品居多（见表4-5）。据测算，2016年广东2350种机电产品一般贸易进出口中，仅有10%的产品出口均价高于同类产品进口均价。自主品牌较为缺乏，目前广东出口产品中有自主品牌的仅为10%左右，大部分企业自主品牌出口占自身出口比重仍不足三成。优势产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如美的、格力、格兰仕等，还有相当比例的产品仍为贴牌出口。

表4-5　2017年广东出口前十大商品中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数(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商务厅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同时，长期以来，广东的政策导向、工作重心都立足于出口，形成了重出口、轻进口这一强大的思维和工作惯性，导致贸易结构很不平衡。2017年，广东进出口额占比分别为38.1%和61.9%；在全国2.87万亿元的贸易顺差中，广东贡献了1.62万亿元，占56.4%。

第三，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仍相对滞后。广东产业已到了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但转型升级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一方面，广东存量制造业相当部分引进发展较早，产业层次总体不高，特别是在高房价、高生产生活成本等情况下已很难维持，转型升级任务很重；另一方面，广东着力打造的接续性增量产业近几年虽然取得长足发展，但仍未能挑起支撑区域发展的大梁，支撑高端产业、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更为明显。新旧产业处于交替过程中，低端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纺织、服装、家具、建材等劳动密集型相关产业产值、增加值仍占规模以上工业近三成，就业人数占四成以上。截至2017年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广东省GDP的比重为7.6%，低于全国（约为10%）。^[138]除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外，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产业规模还不够大（均不到2%），新能源汽车产量（4.7万辆）占全省汽车产量的1.5%，多元化、强支撑的新兴产业支柱体系还没有形成。

制造业优势是广东的一大强项，广东也一直被冠以“世界工厂”称号，“广东制造”响遍全球。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坚持制造业立省，不断拓展产业门类，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制造体系，从“广东粮、珠江水、岭南衣、粤家电”到“粤IT、粤汽车、粤装备”，从轻工到重工，推动制造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在列入全国统计的41个大类工业行业中，广东有40个，全省形成了“陆、海、空”全面发展的工业产业体系。在全国有统计的37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016年产量居全国前5位的有19种产品，占51.4%，其中居全国第1位的产品有5种，占13.5%（分别为乙烯、汽车、房间空调器、手机、彩色电视机）。^[139]但当前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是，伴随着要素成本优势弱化，支撑广东工业化的要素禀赋条件正在发生重要而显著的变化，对制造业发展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对振兴实体经济作出了全面部署。^[140]梳理发现，当前广东制造业发展总体情况良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平稳发展，但投资后劲不足趋势甚为明显。2013—2017年，全省制造业投资额增长率分别为20%、19.7%、24.5%、9.2%和7.5%，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在投资总量方面，广东与江苏差距更为明显。2017年，广东制造业投资总额为10311.22亿元，仅为同期江苏的42.23%。制造业投资比重低于其他省份，其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一直下滑，2017年占比为32.3%，当年制造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为85.1%，比江苏低8.05%，比安徽、湖北低3%。^[141]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33.4%，其贷款余额仅占全省10%。^[142]

相比之下，近年来广东房地产投资持续高于制造业，2017年房地产投资占比32.2%，比制造业投资高出4.7%，一定程度挤占了技术创新、实体经济投资。民间投资中，制造业占比35%，低于房地产投资占比近8%。而山东和江苏民间投资中制造业投资比重均超过50%，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仅为20%左右。工业投资关乎广东实体经济发展后劲，同时也关乎创新驱动发展后劲，这一现象凸显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在此领域的服务促进存在突出短板。

同时，广东现有产业及企业的产能外迁影响将逐步显现，存量产业面临缩减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纷纷以振兴制造业作为振兴实体经济及走出经济危机困境的重要战略途径，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工业4.0战略、工业互联网战略等重振制造业，企图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占据竞争制高点；^[143]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特别是以越南、印度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以成本相对更低优势承接来自中国、欧美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出口份额逐步提升。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广东将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建立新的国际动态比较优势面临更大挑战。如前文所述，与美国比较，包括广东在内的我国省域在电、气、土地、原材料、融资、税收等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如美国工业用电价格仅为中国的一半，汽油均价约为中国的2/3，综合物流成本约为中国的一半，企业融资成本较低，贷款利率为1%～3%。^[144]伴随着欧美高端制造业回流，势必对广东制造业出口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形成挤出效应。广东省贸促会2017年年底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100家重点企业中，有19家企业计划将产能外迁至东南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外迁产能占公司产能比重多为20%～50%之间。^[145]特别是在中美经贸摩擦向纵深发展之下，产能加速外迁的情况可能加剧，由此带来的一些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第四，侨务助力效应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是吸引侨资侨力弱化。对海外侨情动态变化、侨胞发展需求等缺乏系统性跟踪和研判，围绕广东开放合作需要团结联系的重点人物、高端资源还不够多。侨商回到侨乡投资的愿望和信心还不太强烈，仍主要热衷搞家乡公益事业，实打实的产业投资建设项目仍然较少。二是“以侨为桥”作用发挥还不充分。借力华侨华人功能发挥不足，在对外合作中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和代表人士的联系仍有待加强，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精英高端人群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发挥侨务优势服务中心工作的站位还不够高、视野还不够宽，以侨为桥助推广东文化、影响、形象“走出去”等也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对新生代华侨引领还不够。当前，海外侨情发生重大变化，老华侨从“一代”“二代”延伸到“三代”“四代”，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留学等“走出去”的新华侨日益增多，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程度更深。全省侨务工作统筹协调仍不足，有关涉侨部门还没有形成足够合力，也还缺乏在海外和全国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全省性侨务工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