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力是一个物理名词，指物体发射辐射能本领的大小。本书在这里所讲的辐射力主要是借用区域经济学中的辐射效应理论，即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地区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之间，其所进行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的流动和转移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127]基于广东为中国省域发展龙头，其省域经济外交理应在中央总体框架下对泛珠三角、全国乃至亚太区域发挥更大的辐射带动功能，但实际运作中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其辐射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国际辐射带动力尚未充分发挥、国际交往层次水平不够高、区域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友城合作资源分散、经贸功能不够等四方面的不足。

第一，国际辐射带动力尚未充分发挥。对推进区域合作系统谋划还不够，珠三角核心区和广州、深圳这两座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对区域乃至国外的辐射引领成效仍不明显，在亚太区域还没有形成高效分工合作、错位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引领功能仍需进一步增强。

广州作为国家四大一线城市和五大中心城市之一，交通枢纽国际化程度仍不够高，白云机场国际旅客占比仅约24%，明显低于上海浦东机场的45%；广州港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101条、外贸集装箱占比约37%，明显少于上海（180多条、占比85%以上）。^[128]

对国际大宗商品缺乏定价权。相比上海拥有钢铁、铁矿石、石油天然气、矿产、棉花等面向国际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其钢铁、有色金属等价格指数被国际市场采纳，广东尚未获批复正式成立国家级交易中心，其他各类专业交易平台规模小、管理规范性差，平台对国内外影响力弱，在大宗商品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与资源配置权较为落后，也还没有形成“广东价格”影响力与“风向标”。^[129]

近年来，广东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引领，在投资、贸易、行政审批、口岸通关等领域陆续开展了一批政策创新，同时还出台了《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着力解决企业开办、运营、推出全流程各环节的“痛点”问题，营商环境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离国际国内一流水平仍有不小差距。比如，在开办企业方面，从2017年摸查情况看，珠三角开办企业一般需经名称预先核准等5个程序，耗时15天左右，虽然《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提出要将开办企业耗时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但仍明显落后于我国香港（2个程序1.5天）、新加坡（3个程序2.5天）。^[130]

同时，广东还未能依托港澳地区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优势，打造充分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体系。比如，三地在医疗等行业标准上存在较大差异，香港对中药重金属的限量标准采用的是食品标准，广东采用的是药品标准，这就使得内地中医药品进入香港销售时往往出现重金属含量超标等情况。此外，广东信贷、税收、创新、投标、人才等方面对港澳企业的歧视性限制和各类隐形障碍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第二，国际交往层次水平仍不够高。广东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庞大，但开放层次、国际知名度、国际化水平仍不够高。近年来，广东成功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专题会议、第二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第二届对非投资论坛、《财富》全球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商业圆桌会、从都国际论坛、世界航线大会等一批国际高端会议论坛，但与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相比，在广东举办的类似活动仍然偏少，层次和国际影响力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131]

这一方面体现在“硬件”上，广东永久性大型国际性会议不多，场所不够齐备完善，全省的国宾馆布局建设尚为空白。在“软件”方面，广东重要国际组织谋划不够、落户较少，高端国际会议不多，国际重大平台偏少，国际门户枢纽功能不足。

珠三角城市群作为当今中国最发达的三大城市集聚区之一，经济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但国际化水平仍然相对不高。广州、深圳虽为全国四大一线城市中的两席，国际化水平为全省最高，但与北京、上海等同类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甚至与杭州、厦门等举办过20国集团、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二三线城市相比，也还存在不少短板。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广东这两座全国一线城市每年举办的国际会议、论坛等并不多，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展会也比较少，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还有较大差距，缺乏与其经济总量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www.daowen.com)

具体到广州而言，多元化国际交往机制仍不够健全，国际活动层级与影响力不高，驻穗国际组织目前仅有2家，不仅数量偏少，影响也较弱；广州有国际友好城市36个，低于上海的83个、北京的54个；大型高端国际会议活动较少，2017年广州举办国际会议22场，远低于新加坡的160场、中国香港的119场、北京的81场；相比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城市举办的一些大型国际活动，广州承办国际论坛的层次和影响力显得还不够强；城市品牌形象美誉度与国际传播力仍不足，全球百城声誉排名中广州得分为54.9，仅排81位。对外交往资源较为分散，海外工作网络建设统筹力度仍不够大，国际化人才储备还相对不足，海外活动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不高，在深化穗港澳交流合作、提高国际化水平和全球影响力方面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132]

第三，区域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也还比较突出。长期以来珠三角地区对外交往相对充分，粤东西北地区的对外交流相对薄弱，缺乏对外合作的渠道与抓手。近年来，尽管加大了对外资源、平台、渠道倾斜力度，为粤东西北地区带去了一些对外交流的资源和渠道，也取得一定效果，但仍难以治本。2017年粤东西北地区土地、人口分别占全省70%和50%，但进出口、吸收外资、对外投资分别仅占全省4.5%、4.5%和6.6%，区域开放发展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

省里抓开放的重点长期以来都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对粤东西北地区开放问题研究相对不足，统筹兼顾也还不够。一些地市的开放发展战略未有效实施或未放到应有的层面，如2010年省里部署了支持粤西湛江面向东盟开放的发展战略，但仍没有很好落地见效。粤东、粤西对外开放基础设施也相对滞后，汕头港、湛江港虽然被国家确定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港口，但港口装备标准化和物流联盟程度低，码头前方装卸与后方仓储运输不协调；揭阳潮汕、梅州、湛江等区域性机场的国际航线及班次也相对较少。开放型经济平台也较为缺乏，截至2017年底，粤东西北地区仅有1个国家级开发区（湛江开发区）和1个特殊监管区域（汕头保税区），无法发挥平台对开放型经济的集聚效应。^[133]

从领域看，与对外经贸、旅游等经济领域合作相比，广东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对外交流还不够充分，与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地位还不匹配，高层次交往也还不够。人文交流等外围支撑不足，交流渠道也还有待拓展，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宗教、文化习俗、社会制度等差异大，广东企业在对外合作中多以政府公关为主，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交流还不足，尚未充分撬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精英高端人群的作用。对岭南文化宣传也还不够，一些沿线国家受西方文化影响大，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岭南文化缺乏了解、认知存在偏差。特别是在国际上宣传模式简单、力量分散、渠道单一，与沿线国家旅游合作产品供给仍不足，尚未充分树立具有岭南特色的广东国际形象。

第四，友城合作资源分散，经贸功能不够。从全省和各地市的数据来看，目前全省21个地市都有友城，尽管友城总数不少，但发展仍很不平衡，4个地市友城数量超过10个，4个地市友城数量在5到10个之间，13个地市友城数量低于5个。省直部门中至少有20个与友城有交往，省内几大主要商协会，包括财政全额拨款的省工商联、贸促会以及自筹资金的省商业联合会等，还有省内不少企业也都不同程度与友城有交集，但普遍反映都是自发行动、分散交往，缺乏对友城情况的总体了解和交往规划。部门间、省市间、官民间仍缺乏固定的沟通联动机制，也缺乏计划性，效果也还有待提升。^[134]

人文交流多、经贸合作还相对较少。调研数据显示，友城在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相对于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要频繁务实得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人文领域以交流、相互了解和学习为主，广东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文化资源、旅游客源、留学生资源丰富，而相当一部分友城对外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就是推广旅游和教育，这点容易契合，合作门槛不高。二是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多以项目为依托，尽管很多友城经济实力强，但属于“小政府、大社会”，项目合作主要靠市场主体以市场行为运作，政府直接推动经济领域项目合作的手段和力量有限。

礼节性交往多、实质性合作还相对较少。友城平台是地方政府间搭建的交流平台，官方色彩较浓，礼节性往来不可避免，但如果只停留在礼节性交往，没有实质性交流，就缺乏生命力，这也是各地、各部门面临的共同课题。缺乏实质性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缔结友城时相互了解不充分，需求不匹配，结好之后找不到用力点；二是由于双方在特定领域，如金融、高科技等领域的制度性差异较大，难以开展深度合作；三是由于外方政府人员更替频繁，政策不稳定，难以开展长期合作；四是宣传力度不够，不接地气，没有发挥好社会力量推动实质性交往。

活跃度还不够高。省级友城和数量较多的市级友城中活跃度高的普遍都只占1/3左右。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部分地市自身条件较差，缺乏对外交流资源，没有合适的交往对象，或者与交往对象没有实质性合作，双方失去持续交往的积极性。二是部分地市缺乏人力、经费支撑，没有定期对外交流机制，无法开展友城工作或与友城失去联系。人力、经费的制约也是各部门和商协会面临的共同难题，而数据显示友城工作开展力度、效果与人力配备和经费相关。三是一些友城交通不发达，航线少，难以实现人员经常性互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