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的“支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顶住压力使东西不倒塌，二是指勉强维持。本书在这里借用这一词语，主要是指对比中央部署要求、国内外形势变化及自身发展需要，广东省域经济外交仍存在对企业“走出去”和海外园区建设支持不足、产业国际竞争力依然不强等三方面的短板。

第一，对企业“走出去”支持不足。“走出去”是运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要求。当今大国崛起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大批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做大做强的过程。2000年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都为我国“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115]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正在迎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重大转折，我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116]

进入新时代，广东企业已经开启产能、技术、产品、装备等“走出去”投资发展的窗口期、机遇期。但与美国、日本与欧盟等相比，包括广东在内的我国企业涉外投资的发展历史较短，投资涉及的领域相对较少，专门性服务机构较为缺乏，国家直接补贴有限，因此“走出去”企业对全球市场变化的把握及应对能力也还相对较低。

目前，广东“走出去”企业主要是以商务服务业为主，占比25.1%，且集中在基建、能源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领域，尚未实现从产品“走出去”向产业“走出去”的转变，在高端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的仍然不多，利用和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能力还不强，优势特色产业“走出去”还不够多（见表4-3）。

表4-3　2017年广东三大产业对外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商务厅2017年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很多“走出去”企业面临很大的经营挑战，特别是对海外发展环境并不熟悉，仍受到专业人才短缺、融资困难和信息滞后等制约，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有时存在“水土不服”情况和目的国的不可预测风险。企业跨国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不强，企业在跨国产能合作中容易遭受战争及暴乱、知识产权侵权、东道国征收、外方违约或欠款、汇兑限制等风险。目前广东企业普遍缺乏完备的国际经营管理队伍，在国际市场分析、商务规则、法律法规、投融资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经验不足，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技术标准不对接，目前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领域还普遍执行欧美标准，中资企业开拓市场难度较大。在中资“走出去”企业较集中的地区，有时还存在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拆台而让外方得利等情况。^[117]

近年来，广东相关部门为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实现外经贸稳定增长、转型升级，积极引导和推动有条件、有实力的广东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成绩。但与现实的情况和企业的期盼相比，广东服务机构同步“走出去”提供专业服务的力度仍然不够，政府支撑服务也还存在较大缺位。

就广东对外投资的制造业企业而言，企业“走出去”需要更多金融、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咨询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但目前这些行业的企业“走出去”数量还较少，也未能及时被“走出去”的制造业企业所掌握。境外企业在当地难以找到适用的市场信息和专业服务，或严重依赖国际专业机构，成本高昂。广东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尽管在全国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但发展历史仍然较短，与国际服务水平相比也还有很大的差距。同时，短期内提高广东服务企业与国际接轨的能力，并促使其跟随制造业企业“走出去”，难度也还相对较大。

特别是金融服务对境外投资的支撑还不足。“走出去”企业融资仍以国内银行贷款为主，发行股票和债券直接融资比例较低，筹资成本还居高不下。融资模式滞后及普惠性支持还不足，国内境外资产抵押融资模式发展滞后。如广东农垦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了20多个天然橡胶生产项目，种植面积达40万亩，总产量从2005年占全世界份额0.3%提高至2018年10.3%，^[118]但仍无法作为资产抵押在国内融资。许多优惠政策只针对大型企业，未能惠及产业链合作配套的中小企业，无法实现“以大带小”链条式“走出去”。保险服务对主体和地域的覆盖不足，政策性保险对海外投资保险产品偏重于企业，个人保障还相对不足，对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存在风险限额、承保受限、不承保或者特别条款等现象。商业保险机构在境外布点较少、服务能力不强，较难满足企业“走出去”需求。

在境外投资促进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也还不健全，政府部门间备案审批流程及协同性也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分国别研究、境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仍需加快推进。近年来，美国加快推进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改革，在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业投资上进一步设限，广东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并购面临较大困境，政治和经济外交支持、税收支持、担保和保险、信息咨询服务等全方位境外投资促进体系也亟待健全。(www.daowen.com)

第二，海外合作园区建设仍在摸索前行。海外合作园区是企业抱团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119]中国学习新加坡等国家经验，从2006年开始着力推动境外经济贸易园区建设。商务部将其作为当年十三项重点工程之一，使之成为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举措。^[120]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走出去”进程的加快，中国园区“走出去”也取得长足进展。^[121]广东作为海外投资大省，这几年根据国家总体安排并结合自身需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等国，创办了一批海外产业园区，主要包括加工制造型、农业产业型等，吸引了一批广东及当地企业入驻，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带动东道国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122]其中，中国—沙特吉赞产业集聚区纳入国家重点推动的产能合作示范区，在两国高层的见证下签订了中沙合资公司股东合作协议，广州泛亚聚酯公司投资40亿美元的PTA及下游产业项目确认落户，已获得沙特首个外国独资石化项目的投资许可。广东—马六甲皇京港临海工业园确定为双方友好省州框架下的商业项目，双方项目公司均已完成注册工作，目前由企业层面具体推进设立中马合资公司。中白（广东）光电科技产业园列入中白工业园重点项目，惠州沣元公司等多家广东企业签署了入园协议。此外，埃塞俄比亚—广东工业园、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等一批跨境园区项目，正在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有序推进。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等沿线国家的境外园区建设也取得实质进展。各个重点园区的发展带动了广东LED、石化、造船、高新技术产业及纺织服装等优势富余产能转移。这些平台的搭建具有重大战略功能，既着眼于国际产能合作，带动中国制造“走出去”，同时也有效增强广东乃至中国在当地的综合影响力。但总体上，这些平台项目推进仍然处于摸索起步阶段。^[123]

目前，广东省域层面仍缺乏统筹规划布局和完备的管理机制，其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普遍存在产业配套不足、招商引资效率不高、服务供给缺失等问题，也还未形成科学系统的认定考核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广东一些企业在海外建设园区更多是依靠其自身资源，建设进展和影响力未尽如人意，对全省企业实现抱团“走出去”带动作用仍较弱。商务部和财政部2017年1月通过考核确认的首批20家境外经贸合作区当中，没有一家是广东主导，这就使得广东在海外园区建设上“起了大早，赶了晚集”。^[124]

造成这样的局面，与以下两方面密切相关：一是部分东道国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对园区周边的配套设施不完善，部分东道国还没有给予园区相应优惠配套政策，需要广东相关政府部门与外方反复协调磋商，推动园区建设进度。二是部分园区项目前期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建设主体企业贷款融资较困难，运营资金压力较大。

第三，产业国际竞争力依然不够强。长期以来，广东以速度型发展为主，在如今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全省产业分工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新产业还不能完全填补新旧动能接续，低端产能过剩和高端产能不足并存。截至2018年年底，全省有4.528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全国省域处于领先地位，但一半以上还没有自主研发的发明专利，高新技术产品达到国际技术水平的也仅占20%左右。^[125]

企业普遍缺乏品牌商标的国际化运营意识和能力，对国外技术标准和品牌商标法律法规不熟悉，对自主商标品牌海外布局工作仍不到位。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上，创新、招投标、权益保护、反垄断、人才等方面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限制和各类隐形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加工贸易整体层次仍然不高，服务贸易发展依然滞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在技术外溢和价值占有上缺乏主动权。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近3万家加工贸易企业中，70%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电子通信设备及电器机械设备制造行业中加工贸易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机电产品出口中外商投资企业接近六成。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提高到13.4%，但金融、保险、电信、信息处理等高附加值行业长期处于逆差，专利权使用费、特许费、咨询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贸易逆差较大。^[126]

广东很多国企这些年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在沿线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但不时发生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被恶意亏空现象，彰显出政府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依然存在不足。

在“走出去”企业当中，民营中小企业占了很大比重，虽然其机制灵活、市场敏感度高，在跨国经营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由于自身规模和实力的限制，在进行境外投资过程中，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很明显。许多企业“走出去”经验不足，对国际投资环境不了解，风险防范意识还不强。部分企业急于求成，前期调查还不够充分，对投资目的地的法律法规、政治风险等也未进行充分论证，导致投资受损甚至遭遇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