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力指的是掌控局面、控制自己行为和外界环境的能力，这是总体实力强大的重要标志。广东作为中国第一对外经贸大省，在提升掌控力方面理应有更大雄心、更大担当。而在实际运行当中，广东也还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争取和运用国家核心资源、掌控国际高端要素资源等能力还不够，同时也还缺乏对全球贸易投资格局控制力和影响力。

第一，广东在着眼国家全局，主动谋划、主动争取国家重大项目、核心资源的力度仍不够，效果也还欠佳。一个总的演进趋向，就是国家这些年实施的重大战略，很多放在了上海、北京等长三角及京津冀地区。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相继授予海南、上海等多项全国牵引性很强的政策大礼包，但广东旁落，这很大程度上与广东主动谋划不足或争取力度不够，没有及时引起中央足够重视有较大关系。在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聚焦以创新为发展第一动力的当下，国家近年来对全国重大科研装置展开新一轮调整布局，着手谋划建设一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体系。而在这一轮“国之重器”的洗牌布局当中，落户广东的还不算多。在国家实验室方面，还没有一家敲定落户广东；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方面，目前国家已在北京、上海、合肥三地建立3家，但在广东还没有。^[98]

广东在聚集全国高端创新型人才方面也显得总量不足。截至2017年年底，广东高层次人才仅占全省专技人才总量的13%，全职在粤工作的两院院士仅43人，严重低于北京、上海、江苏，甚至还少于国内一些著名高等学府。广东每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约为85人，研发人员中本科学历以上仅占34.8%，低于全国45.7%的平均水平。^[99]

在国家重点布局的国际化高端展会平台方面，广东尽管传统商贸发达，但在存量和增量方面仍显不足。2017年世界组展商100强排行榜中，上海有12家，广东仅有4家；中国100强组展商中，上海有25家，广东仅有15家。^[100]

不仅如此，广东现有的一些高端展会平台也还存在弱化趋势。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号称“中国第一展”，兼具进出口双重功能，为中国制造开拓国际市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广交会长期以来“有展无会”，展馆扩容长期停滞，室内可供展览面积33.8万平方米，与上海国家会展中心（40万平方米）和即将建成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50万平方米）相比，在规模、结构、功能和配套等方面差距明显，难以充分满足外贸企业参展需要。^[101]随着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于2018年11月在上海举办，意味着广交会的进口板块被上海以更高形态分流，综合影响力面临新挑战。2019年春季举办的第125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采购商到会人数均比2018年同期微降，总数分别为1995亿元人民币和近20万人，降幅分别为3.88%和1.1%。^[102]尽管这与当前我国外贸内外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广交会正面临一些新困境。另外，广东近年来大力打造形成的深圳高交会、文博会及珠海航展等国家级平台，当前也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即退”的竞争格局。

第二，对国际高端要素资源掌控能力也还较为不足。当前，广东已进入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对凝聚运用好国内外高端要素资源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欧美发达国家集聚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最主要的科技创新资源和高端人才，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合作，既是提高广东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更好提高国际高端要素掌控能力的必然要求。尤其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经济向上突围等方面，都需要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联系，引进更多先进设备、技术和创新人才，同时提高利用外资的工作水平。广东尽管在2013年起就提出要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交流合作，但这项工作推进的成效还不太明显。

在引进高端外资方面也面临新的瓶颈制约，外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每年吸引外资规模徘徊在200亿美元左右，2011年至今没有明显突破。特别是仍然以港澳台地区资金为主体，来自欧美资金的份额还较低。2017年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外资仅占全省11.8%，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进也还不足，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还不足一成。当前广东的这一引资格局，对其长远发展较为不利。

总部经济是体现国际经济中心辐射控制功能的一种重要经济形态。^[103]相比之下，广东在引进总部企业方面仍存在不足，吸引落户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远低于上海和北京，尤其在国际教育、金融合作等方面水平依然不高。截至2018年年底，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65家，其中亚太区总部85家，外资研发中心440家；^[104]而同期广东仅有161家^[105]。

在引进海外研发机构方面的吸引力也存在不足，国际创新合作中心的数量与质量也还不够。目前，跨国公司、世界知名大学、科研院所在粤设立研发机构的数量还较少，仅有通用电气、思科、富士康等少数世界500强企业在粤设立了研发中心，而其又以服务产品展示和市场应用推广的技术中心居多，研发能力和水平有限，与上海等先进地区差距较大。截至2017年年底，全球前20强生物医药企业在中国的39个研发中心无一落户广东。^[106]

在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方面也存在不足。常住广东的境外专家比例较低，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在粤创新创业数量仍不多。截至2017年年底，深圳外籍人才仅占全市常住人口的0.2%，远低于上海（0.73%）、硅谷（67%）、纽约（36%）、新加坡（33%）；广州持有效来华工作证件的外国人员仅1.8万人，低于北京（3.5万人）、上海（10万人）；2016年，广东留学归国人才9万人，低于北京（16万人）、上海（14万人）。国际教育合作也相对不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仅占全国8.4%。^[107](www.daowen.com)

造成这样的局面，反映广东全球精准招商能力也还不足。相对江苏以及新加坡等沿用的“大招商”格局，广东省域层面的协调力度仍显得不够，招商引资联动机制还有待健全，招商部门与人才、土地、金融、产业等部门协同配合度还不高，导致项目谈判难、落地更难。招商资源相对仍较分散，还缺乏全省规范统一的招商大数据平台，地市之间、县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激励政策也还相对单一，特别是广州、深圳等地出台的扶持政策很多还停留在财政奖励上，未能有效形成涵盖准入、财政、土地、金融、人才、科研和出入境等方面的完备政策体系。^[108]

同时，广东引才思路政策也亟待创新突破。相对上海等地，广东吸引人才的住房优惠政策多以货币补贴为主，人才公寓等其他形式的住房服务还较为缺乏；国际化教育机构的质量仍不够高，与工作、生活配套统筹等方面也还不够；国际医疗结算的服务范围有限，供给依然缺乏；人才及其家属居留政策和办理过程也还不够灵活。引才平台仍相对不足，海外人才省内发展平台也还比较缺乏，国际组织、知名高等院校、高端研发中心数量还相对较少。人才引进海外平台建设也较为缓慢，国际“猎头”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市场占有额也还不够高，难以发挥引进高端国际化人才的桥梁纽带作用。尚未建立起全省统一的人才引进政策平台，部分优惠政策也还散落在各个部门，尚未建立政策获取的统一渠道。^[109]

第三，缺乏对全球贸易投资格局的控制力、影响力。广东虽为中国投资贸易第一大省，但对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变化还缺乏足够有力的前瞻性研究、战略性引领，在国际大局变化上事后应对多，事前研判分析走势、统筹谋划布局还较少。近年来，英国脱欧、美国贸易保护等逆全球化趋势兴起，新的投资贸易规则制定处在激烈的利益调整中，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产业和订单转移等都对广东外经贸产生了较大冲击。尽管广东加快培育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出台了一系列扩大进口、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培育本土跨国企业等政策措施，但与先进省份相比，战略性层面上统筹谋划仍然不足。如国家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一带一路”重大金融创新举措不断落地，广东不仅缺乏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金融合作平台和机制创新，而且参与双边政府融资框架的意识也不强，纳入双边政府融资框架的项目还不够多。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广东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严重。出口企业在产品标准、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出口产品屡遭进口国家召回、扣留和销毁。据国家质检总局统计，2014年、2015年、2016年广东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直接损失额分别为1457.7亿元、687.0亿元和419.8亿元，间接损失每年约600多亿元，成为全国受损最严重的省份。^[110]

广东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应对能力也还不强，专业研究机构力量还不够，出口企业管理者普遍缺乏研究应对意识和能力，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相对不足，对中国相关标准与进口国现行标准的差异以及不同进口国之间标准的差异仍缺乏足够了解，对进口国相关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变化仍不够敏感。

技术性贸易摩擦应对、预警应急、海外维权和争端解决等机制均还有待加快完善。比如华为、中兴等企业在近年来逆全球化倾向有所抬头的情况下，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点对点恶意打击时，就经常应对乏力，着实吃了不少苦头。比如中兴通讯，2016年3月被美国政府列入出口限制名单，限制美国供应商向其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美国产品；最后应对的结果，是中兴通讯被迫向美国政府支付约8.9亿美元巨额罚金而收场。事后，美国继续采取很多组合性措施打压华为、大疆等标杆类企业，企图阻止中国高科技龙头企业快速崛起、挺进全球。^[111]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推行的“去IOE”^[112]“国产芯”等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作为IT通信行业霸主美国的利益将进一步受到冲击，而美国也将玩出更多花样，对高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广东产业经济构成实际冲击。

广东经过近些年大力打造涌现的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如华为、中兴、格力等，均已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不少研发机构，但他们单兵作战者居多，政府统筹支持的办法和力度也还不够。

相对而言，当前广东类似华为、腾讯等标杆类本土跨国企业群体仍然不多，一些企业虽然进入世界500强行列，但“缺核少芯”、核心环节受制于人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同时房地产类企业比例偏高，实体经济类企业偏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仍然不多。在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广东制造业企业仅入选4家（少于北京、山西），在201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广东入选33家，居全国第5位，分别比山东、浙江、江苏、北京少40家、39家、23家和3家。2017“中国最具价值品牌500强”中，广东制造业仅5个品牌入选。^[113]广东入围2018年中国民营500强的企业60家，比前三位的浙江、江苏、山东分别少33家、26家、13家。^[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