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中“自主”，指的是“遇事有主见、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书在这里借用该概念，主要是强调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在中央总体外交框架及中央授权之下自主能力还略显不足的问题。诚然，广东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域，于外交事权在中央的格局下，其省域经济外交必须在国家总体外交框架下有序开展，这是一条必须牢牢把握的政治原则，不可能做到完全自主。广东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一直在灵活运用国家对外资源促进对外经贸发展。但遵循并不等于无所作为，特别是广东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以及随着中央授权增多、自身外贸体量持续增大等实际变化，对其在国家总体框架下增强对外经贸自主能力提出了一些新要求，也提供了一定的自主性运作空间。近些年来，广东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积极进展，但总的还存在较强的外在“依赖症”，在国家总框架下主动适应、主动作为仍然显得略有不足。

第一，对外统筹协调效果还尚存不足。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截至2019年4月12日，中国已经与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4份合作文件^[85]，在一些专业领域还建立了一些多边合作机制，全球朋友圈在不断扩大。但就地方而言，当前仍存在一些突出难题，就是由于地方政府在及时推动这些属于国家层面的文件和机制的深化细化上存在不足，以致这些成果在具体落实的某些方面仍然缺乏可操作性，未能及时对地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强有力的指导和政策性支持。比如广东作为对外交流大省，虽然也建立起了覆盖面较广的对外协调联系机制，但有时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及时有效指导，加上其作为地方区域在对外沟通协调中存在与合作方地位不对等的实际因素，存在信息交流不畅顺、工作步调不一致、涉及境外合作园区的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难以争取获得等问题，尤其在跟进重点项目落地、解决企业困难等问题上无法提供及时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撑，影响工作推进的实效。又比如，广东重点参与的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未能有效利用东道国的外资鼓励政策，对入驻企业要求高、限制多，影响了产业链的整体进驻。此外，也缺乏有效的机制帮助企业解决海外投资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

广东作为对外开放大省，对外交流密切，尤其是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必将日益增多，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步伐也将不断加快，但目前部分对外交往的体制机制仍显滞后。广东一些企业多次反映：企业高层对外签证手续繁杂，办理时间较长，对企业境外投资谈判以及后期运营造成一些不利影响。比如广新控股集团在非洲马达加斯加的投资项目，因为赴对象国路途遥远、没有直达航班及签证复杂，企业高管出境又受时限限制，有时缺乏足够时间处理所碰到的涉外投资及相关法律问题。^[86]

同时，广东对现有驻境外机构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广东驻境外代表机构有132个，设立主体多、形式多样，尚未形成统一的全省性驻外品牌，未能发挥整体合力。在不少地方和很多领域还存在一些恶性竞争问题。比如在争取举办国际性的活动、论坛、展会等方面，广州、深圳都希望在本市举办，都在积极争取。又比如，在中外合办产业园区方面，佛山和揭阳都在搞中德合作，但在合作方向、合作重点上差异分工不够。类似这些问题降低了经济效益和效率，也影响了地方形象。

第二，对香港“依赖症”还没根本扭转过来。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广东对外经贸合作主要依靠香港起步展开，通过与港澳合作引进了大量资金、技术、经验等接入国际市场。但这也容易使广东形成“懒汉现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存在“香港即国际”的惯性思维，直接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接联系不够积极主动，特别是在直接对接引进国际高端要素资源，以及主动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等方面的自主性显得不够。当前广东对外经贸发展主要依赖香港的局面仍未有效扭转，截至2017年年底，对香港外贸、吸收境外资金、对外投资额分别占全省17.1%、80.1%和57.5%。相比之下，广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投资领域合作显得不足，同期吸收境外资金、对外投资额分别仅占全省的11.8%和8.5%。^[87]

上海这些年随着在国际航运、金融以及吸引跨国公司总部等领域的快速崛起，大有成为中国经济对外交往“第一龙头”的架势，对香港在国内外的地位及辐射力、影响力构成了一定冲击，也使得香港对广东的辐射引领功能受到一定影响。从另一个层面讲，面对亚太区域龙头城市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广东有必要也有条件重振昔日荣光，打造并发挥好作为中国沟通海内外的门户枢纽的功能作用，但目前这项工作的推进仍任重道远。比如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广东门户枢纽的国际化程度仍较不足，全省各港口之间布局分散，投资主体多元复杂，同质化竞争激烈，岸线资源配置有待优化，全球枢纽性功能仍不突出。广东近些年来一直极力将位于珠三角地理几何中心的南沙自贸试验片区打造为沟通中外的世界级门户枢纽，但工作进展仍不明显。

第三，构建自主性全球经贸网络体系仍然不够。自2013年起，广东外贸体量连续在1万亿美元以上高位运行，^[88]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体，这样的规模即使放到全世界范围也是数得上号的。2018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7万亿元大关，达到7.16万亿元人民币，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总量规模相当于全球排名第9位的韩国。^[89]广东这么大的外贸经济体量，很有必要在国家支持下建立自主性更强的全球经贸网络支撑体系。近年来，广东授权省商务厅、贸促会等涉外经济主管部门发挥各自职能优势，着手推进这一全球经贸体系构建，但与实际需求相比仍不相称，布局还不够完善，特别是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体系建设仍有待加强。(www.daowen.com)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前广东参与对外经贸合作更多体现在市场的自主行为和企业的自发行为，海外营销渠道建设还相当不足。目前广东大多数外贸企业自主营销能力较弱，营销渠道较为单一，同时还缺乏具备较强资源配置能力的大型本土跨国贸易企业，大部分企业的出口业务仍然主要通过境外经销商这个“二传手”来实现，营销渠道控制权掌握在国际流通商手中，处于被动“接单”的不利局面，对国际市场缺乏掌控力，能够获取的利润很薄，外贸出口仍然以廉价产品居多。以跨境电商B2C出口为例，广东约95%的跨境电商企业仍需借助亚马逊、速卖通等国际营销平台。同时，广东国际贸易网络、信息网络等基础建设滞后、配套服务体系不足，大量的国际运输、保险、结算等贸易服务还主要由境外公司提供。^[90]

第四，核心关键技术及设备瓶颈问题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91]广东产业规模虽然很大，工业技术装备、产业设计生产水平等也今非昔比，部分产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还站在世界前列，个别领域甚至领先世界，但总体上在高端技术和先进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92]特别是长期受“缺核少芯”情况困扰，很多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高端芯片等长期依赖从国外进口。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制造业企业不足10%，关键技术和零部件90%以上仍依赖进口，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80%以上市场份额被国外产品占领。^[93]大部分工业机器人企业局限于系统集成，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这三大核心零部件仍受制于国外垄断产品。本土装备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不少应用企业仍存在稳定性、可靠性不够等顾虑，应用率还偏低。^[94]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广东规模最大的产业，2017年实现增加值8108.14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24.5%，但“缺核少芯”问题较为严重，集成电路严重依赖于进口，其中芯片进口比重达90%以上。2017年，全省集成电路进口量达1414.5亿块，占全国的37.5%，进口额高达1007亿美元。广东突破这一瓶颈的后劲也显得不足，目前国内已建、在建和拟建的12英寸晶圆生产线近30条，其中长三角地区超过9条，合肥、武汉、福建等地区拥有一些，而广东仅深圳中芯国际有1条8英寸生产线，中芯国际12英寸生产线尚未投产。^[95]

装备制造业是广东近年来大力打造的重要增量产业，其核心环节同样受制于人，关键零部件仍严重依赖进口。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高端机器人和高端自动控制系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数控系统80%以上市场份额被国外企业占领，国产工业机器人配套减速器、伺服电机等进口比例为90%，驱动器进口比例为80%。^[96]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及整车等核心关键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工业互联网是智能制造的关键领域，但当前广东支撑其发展的工业控制与传感、通信协议转换、标识解析、工控安全等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大型制造企业的研发设计、资源管理类软件基本上被国外产品占据。国际标准制定与修订的主导权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主导制定的ISO、IEC国际标准仅占1.58%，珠三角地区仅占全国的1/3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