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顺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自身“由大到强”历史性跨越需要，面向全球倡导推出的纵贯古今、统筹陆海的世纪蓝图，^[3]开启了中国主动引领全球战略的新时代。国内外理论界对其赋予很高的历史定位，认为这是1978年以来中国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标志性对外开放事件之后，第三次向全世界开放，也是第一次主动性、掌控性向全世界开放，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举措和着力打造的经济外交新平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考察，“一带一路”倡议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代实践的又一次成功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开放经济思想的重要实践平台。^[4]对广东而言，这不仅给省域经济外交的全面深入推进创造了更加积极良好的宏观国际环境，而且也进一步提升了其涉外参与度，深度重塑了区域地缘经济功能，更加活跃了对外合作的“深拓版图”，为省域经济外交注入了新动力、新活力。特别是广东毗邻港澳、与东南亚主要国家隔南海相望，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海上门户，处于“一带”和“一路”的交会地带，具有突出的通道和地缘优势，其整个对外开放大格局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可望迎来难得的发展新机遇。^[5]

（一）提供更加宏大良好的国际参与舞台

中国外交的战略目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为国家发展维护和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6]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话语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逐渐具备谋求战略主动权的条件。^[7]“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已经具备从广度和深度影响或主导世界格局体系的综合条件下，从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出的一项宏大的世界共建工程，不仅凝结着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也同时为中国奋发有为与国际社会共筑世界梦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8]对中国省级次国家区域而言，为其深度参与共建、扎实推进省域经济外交提供了更加宏大的国际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主持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强调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9]他2017年5月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10]他2017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强调将继续站在世界开放的潮头，为人类的共同发展繁荣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11]他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12]他2018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13]他2019年4月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已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今后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其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14]

“一带一路”倡议的横空出世，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开启了中国主动引领全球战略的新时代，是对中国主动引领国际格局体系的有力促进，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历史意义。自近现代以来，由于屡遭外敌入侵、积贫积弱等综合影响，中国总体上是“弱国无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总体上也是被动融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体系，^[15]在“韬光养晦”中低调地埋头苦干实干、致力实现国家崛起。^[16]目前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构建的，^[17]现在整个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要中国承担更大的义务，就应该给中国更大的发言权。这在国际上有很多讨论，基本上是共识。在中国步入“由大到强”历史性跨越的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首开先河，第一次由中国主动设计、提出和引领重大国际体系变革，并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落实推进机制，实施以来赢得了世界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参与，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效力，必将给新形势下中国开创外交新格局注入新活力。“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是中国外交策略总方针突破“韬光养晦”的一个转折点，^[18]是我国综合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我国主动经营和塑造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尝试，是一项以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长期系统工程。^[19]

“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各国共同打造的特别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契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符合沿线国家发展合作的现实需求，符合全球利益需求，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参与国家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20]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21]

一是主动为世界提供全新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就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就是在其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22]在世界发展格局演进过程中，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持续多年放缓，部分世界经济体的贸易理念产生偏差，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矫正和修复。“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平台，既推动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放格局，又将中国发展机遇同沿线和世界各国分享，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23]最根本的是，其作为中国倡导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有力载体，传递的是中国关于新型全球化的新思想，就是以发展为导向，将国际社会引入到关注发展、共谋发展的轨道，让世界树立“发展是硬道理也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根本出路”的理念，将全球大国引入到关注发展的轨道上来，为全球普通民众带来福祉。^[24]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最新研究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2.6%至3.9%；^[25]将使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2.2%，推动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上的贸易成本降低10.2%，还将促进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至少提高0.1%。^[26]

二是主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初衷，顺应世界广大人民共同心声。“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合作机制有力推动沿线国家经济互补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已逐渐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台。实践证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协调适宜，措施得当，“一带一路”已经成为进一步巩固各自区域合作机制和团结沿线国家的重要战略平台。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破解产能过剩问题、促进政经互动合作等内在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亚洲地区就有6亿无电人口，他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每年高达7000多亿美元，^[27]“一带一路”建设使得沿线国家可以从中国快速发展中得到好处。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市场需求很大，须借助同中国开展合作推进本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为此提供了广阔平台。

三是主动开创全球经济“嵌入式”治理新模式，为世界发展注入新活力。“一带一路”倡议在宏观上不改变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架构和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嵌入”到现有的多边治理机制，开创全球经济“嵌入式”治理新模式。其已跨区域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欧洲投资计划等发展战略实现对接或正在达成重要共识，与相关国家共同规划的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全面推进。同时，中国联合相关国家制定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2030）》《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铁路发展战略（2030）》《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等战略规划。^[28]2018年，又有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新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总数达到150多个^[29]；到2019年4月12日，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已与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4份合作文件^[3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

四是合作推进机制有力有序有效。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国际合作支撑机制，做到既整体布局又突出重点，发挥出综合积极效应。金融体系支撑不断完善，中国通过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货币流通和资金融通，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了稳定的融资环境。截至2018年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总数已达到93个，几乎涵盖各大洲，^[31]累计批准贷款75亿美元，撬动其他投资近400亿美元，成为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后又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18年年底协议投资金额约110亿美元，实际出资金额约77亿美元，^[32]为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了融资支持。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广交会、厦门投洽会等综合性展会影响日益扩大。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众友好交往和商贸、文化、教育、旅游等活动带来了便利和机遇，不断推动文明互学互鉴和文化融合创新。^[33]

当前，“一带一路”共建正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迈进，全球朋友圈不断扩大。^[34]中国诚邀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塑造力、影响力不断增强。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将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2万亿美元的商品，中方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将达到1500亿美元。^[35]

（二）赋予更深度参与的国家使命

扎实做好中国的经济外交工作，既要充分发挥好中央主导权，也要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36]形成各负其责、上下联动的推进格局。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宏大事业，让地方充分参与进来，既发挥生力军作用，也由此分享发展机遇，已成为当下中国的重大举措，这就给包括广东在内的中国省域经济外交深入推进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地方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他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既要确立国家总体目标，也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地方的规划和目标要符合国家总体目标，服从大局和全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倒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来。”^[37]他同时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在国外，但根基在国内。开展合作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特别是要重视发挥国内经济的支撑辐射和引领带动作用。要统筹‘走出去’和‘引进来’，鼓励国内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经营，也欢迎沿线国家企业到我国投资兴业。”^[38]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及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均强调，要更好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39]。

这就意味着，省域等地方政府在中央顶层设计下深度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既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开放型经济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进程的重要体现。总体来看，这是省域所需，是国策所系，是顺应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必然举措。

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央在推进“一带一路”共建的顶层设计中，就对省域经济外交深度参与作出了总体授权安排。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以及2015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中，都对省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作出部署和安排，总的就是要求其成为落实倡议的“生力军、宣传队、主渠道”。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就单独列出了“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这一章，明确提出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的总体部署要求，强调各省域根据“一带一路”总体蓝图，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主动与“一带一路”契合、衔接，制订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40]从这一层面讲，省域主动参与这一倡议的法理性更加彰显，也使得中央授权式省域经济外交更趋活跃。

在这一大格局下，广东作为中国第一对外经贸大省，毫无疑问在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大盘子中被赋予一系列新的使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就要求广东努力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经贸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明确要求广州、深圳、湛江、汕头等沿海城市，要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生力军。^[4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3月7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要求广东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42]在同年10月22日至25日视察广东期间，再次要求广东携手港澳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战略枢纽、经贸合作中心、重要引擎和重要支撑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4大功能定位，是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必然为新时期广东深化省域经济外交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www.daowen.com)

深度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广东作为中国省域理应担负起的政治责任，也是广东进一步扩展省域经济外交的重大机遇。广东是中国省域经济发展领先地区和海洋经济大省，两千多年前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后一直从未中断过海上贸易；当前，广东又是“一带”与“一路”的会合区域，有足够的能力和条件也有沉甸甸的责任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可望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好主体性作用。

（三）深度重塑广东地缘经济功能定位

20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竞争风起云涌、日趋激烈，出现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和塞维尔斯基的空权论。这些理论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势，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对当时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格局演进产生重要引领作用。^[43]其中，马汉的海权论认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通道和海峡的控制，其对美国100多年来争夺海洋霸权、世界霸权产生重大影响。^[44]在共建“一带一路”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广东因其突出地理区位、自身雄厚经济实力以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等有力支撑，其地缘经济优势更加凸显，省域经济外交格局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可望在亚太区域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一是凸显广东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区域”的新机遇，具备对外带动辐射的世界级财富功能。中国经济全面辐射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东的省域龙头地位不可替代。广东经济总量大、开放程度高，经济高度融入全球体系，特别是在全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广东就凭借广州、深圳两座城市占据一半席位。加上与其紧挨的世界级城市香港、国际化城市澳门一道，正在中央顶层设计之下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主体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并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未来广东的综合影响力将会更加凸显。

二是凸显广东在“一带一路”中具有会合性独特区位优势的新机遇，在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面向太平洋，背靠祖国广袤的内陆腹地，与东盟主要国家隔南海相望，与国外相互间的经贸合作源远流长、基础扎实，也具有广阔的前景。纵观广东独特的区域位置，可以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同时兼备海缘政治与陆缘政治的重要结合地带，具有凝聚引领区域辐射带动功能的厚实基础。特别是在太平洋西岸的经济地理布局上，形成了一条明显的财富聚集线：北起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穿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进入中国东南沿海，再经珠三角往雷州半岛，过海南岛，直抵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在这条亚太的“财富之轴”上，广东地处中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位置。^[45]在这条“财富之轴”上，广东不仅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会合点，更是“一路”的桥头堡，综合区位优势非常突出。“一带一路”倡议也勾勒出中国经济“向南、向西”着力拓展的战略蓝图，广东正好处于中国经济“南下、西进”战略的关键节点上，可望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担当更大责任。

三是凸显港澳得到欧美阵营重新倚重的新机遇，粤港澳极化发展效应可望进一步强化。港澳地区对广东对外开放来说具有独特功能，广东过去借力香港实现早期腾飞，现在广东仍对香港存在一定依赖。从某种程度上讲，香港与广东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重要利益共同体。香港作为一座世界级城市，能否持续提升其在全球范围的综合影响力决定其前途命运。^[46]港澳地区特别是香港回归后，欧美阵营出于多方面的战略考量，曾一度将其布点亚太地区的一些跨国机构回撤或转移于日本的东京、东南亚的新加坡与吉隆坡等地，而随着之后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崛起并逐步挺进世界舞台中央，在“一国两制”之下持续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已重新获得西方青睐，成为西方跨国机构进入中国的重要桥头堡。香港连续25年被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47]，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第3^[48]。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香港在便利营商排名榜位列全球第4。^[49]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深入推进，香港经济必将焕发新的蓬勃生机与活力，也必将给毗邻的广东带来新的传导外溢效应。

（四）更加夯实经贸合作“深拓版图”

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已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具体体现为新时代下的“一带一路”倡议。^[50]“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倡导的国际合作平台，意味着更加开放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便利的贸易通道、更少的投资壁垒和更低的投资成本，这必将为中国省域经济国际合作提供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51]就广东而言，其经济对外开放从与港澳地区合作起步，之后逐步加强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合作，全面接入全球市场体系。“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广东秉持“开放合作、共赢未来”理念，认真落实中央“五个通”^[52]等一系列决策部署，在国内率先制订并落实本省参与建设的实施方案，积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能源、科技、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全面加强推进海陆空跨境通道建设，深化港口、机场等国际合作，加快境外合作园区建设，^[53]国际产能规模不断扩大，新优势不断增强，结构布局不断优化，这一区域正加快成为广东开放合作的新增长点，也必将成为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深拓版图”。

搭建全球经贸网络，织密“丝路电商”体系，开展文化、旅游等多领域合作，正助力广东在政策、贸易、民心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合发展日益深入。^[54]2013年至2017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从1791.1亿美元增长至2219.5亿美元（见表4-1）。^[55]其中2017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4.9%，占全省进出口总额22.1%。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4.6%，对东盟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3.4%，均高于同期全省8%的进出口增幅。^[56]2018年，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增长7.4%，高出同期全省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其中对越南增长32.3%、对俄罗斯增长22.1%。^[57]

表4-1　广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商务厅有关年份数据整理而成。

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也一直呈现较快增长态势。这也反映出，开拓“一带一路”市场与开拓欧美日区域市场，已成为当前广东对外经贸同向发力的两个“双轨”区域，各有侧重、形成合力。尽管欧美地区因其庞大消费力仍然为广东外贸出口的重心，但“一带一路”区域因其人口与经济增长快速而充满需求后劲。特别是在进口方面，与广东隔南海相望的东盟地区已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伙伴，占2017年广东进口总额的25.37%（见表4-2）。

表4-2　广东2017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2017年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广东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平台。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广东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启动了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建设境外合作园区等一系列产业合作战略。^[58]当前广东规划在建的10余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大部分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设立企业逾千家。其中，广东承建的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是我国在海外建设面积最大的产业园区；由招商局集团在非洲吉布提打造的经贸合作区被称为“东非蛇口”。^[59]2013—2017年，全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资达23.5亿美元，年均增长4.3%。^[60]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朋友圈”仍在不断扩大当中。^[61]随着更多国家加入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一带一路”阵营还将会持续扩充。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广东实施新时代“引进来”和“走出去”以及相关配套支持工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广东产品、产能、装备、技术等“走出去”保持增量的新兴区域，尤其将成为能源和资源进口的重点区域；对发达国家而言，则会成为新时代广东高水平“引进来”“走出去”提质增效的重点角力区域。这两大经济地理版块综合发力，将助力广东形成开放型经济“由大到强”双轨交融的良好互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