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主要指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这段时期，中央“放权”和省域经济外交“搞活”，在全国先行一步、全面展开，是其生动缩影。在这期间，广东以习仲勋老书记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先行者，向中央积极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也与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权力“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观点不谋而合，成为此后广东向中央请求“放权”的先声。^[44]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广东担负起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历史使命，抓住对外开放先机，推动省域经济外交等相关工作在全国先行一步。在实际运作中，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央地关系的调整，尤其是中央对地方采取以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制为特征的权力下放（包括地方行政、经济管理、财政权力的下放），大大提升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对外开放中的权限。而这些权力的下放，成为广东各级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大力发展对外经济的动力所在。这个时期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创造性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独特优势，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形势融入全球生产贸易网络，服务促进要素资源“大进大出”，突破起步阶段所亟须的资金、技术、市场等问题，开启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引领全国这一波国际经贸交流合作潮流。

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最高决策者、最坚定的支持者。1979年，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对外开放的概念。^[45]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充分酝酿和准备，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正式提出让广东在全国先行一步，允许在深圳、珠海等地试办“特区”^[46]。当年4月17日，习仲勋在中央政治局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会议汇报时再次提出：“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47]邓小平回应说：“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48]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下发了1979年第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深圳、珠海等特区，指出“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行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快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49]198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以下简称《纪要》），明确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进一步明确“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内涵：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重申“中央确定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同时明确“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中央的这份《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也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闯。^[50]这是习仲勋在当年11月奉调进京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对广东此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从“向中央要点权”，到1979年中央50号文明确授权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再到1980年中央书记处50号会议纪要授予广东“尚方宝剑”，这是一个央地高效互动的历史过程，勾勒出一幅“广东争取—中央授权—政策落地”的演进图景，对广东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得“先行一步”也由此上升为关乎加速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决策”^[51]。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由中央向地方下放部分经济对外合作权力的历史帷幕大举拉开。广东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持续获得更大的对外经济交往权之后，积极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更加努力地通过引进外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国际交往合作等方式深入开展省域经济外交活动，更好地拓展区域内企业的发展空间，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域经济外交最为突出和典型的，莫过于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外向型经济的拓展。在中国内地最早创办的经济特区中，广东四有其三，可见当年广东在全国开放全局的特殊地位及牵引功能。^[52]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的一项重要实验，也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突破口，被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53]在经济跨境合作方面，广东以接受香港、澳门转移进来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加工业和家电制造业等为契机，依托以低成本要素和精细分工为支撑的规模化生产能力以及以人际关系和市场网络为支撑的营销能力，充分发挥香港、台湾的国际化贸易、信息通道优势而获得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大量要素资源，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并形成产业优势。这期间，由于市场要素成本高等原因，香港最先将其制造企业迁至深圳、广州、东莞等与其毗邻的珠三角城市，形成了独具特色、创造珠三角经济腾飞奇迹的“三来一补”^[54]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兴办“三资”企业，试行外贸“大包干”，放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广东经济开始在全国率先“起飞”。早在1978年7月底，受惠于中央对广东“三来一补”的试点政策，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虎门镇太平手袋厂正式成立，标志着广东外向型工业发展正式拉开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广东“三来一补”企业发展提速，于1979年2月在深圳蛇口建立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www.daowen.com)

在这个开创新局的特殊时期，广东大胆突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搞活，有力推动省域经济外交各领域工作驶入快车道。1979年9月，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统一规范管理对外经济工作。1981年4月，省委提出了“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55]1981年6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提出“三放”方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归根到底，不外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56]任仲夷强调，“对外更加开放”主要是抓“三个引进”（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和智力）、“三个出口”（商品出口、劳务出口、风景即旅游业出口）和创办经济特区。^[57]1984年7月15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84］4号文的若干规定》，给乡镇企业“松绑”，以制造业为主营业务、“三来一补”为主要经营模式的乡镇企业开始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广东确立以外向型经济带动经济全面发展战略，并充分利用国家的开放政策，采取区域梯度推进的开放战略。^[58]广东按照中央部署安排，从1980年创办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开始，1984年开放广州、湛江2个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开辟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到1988年全省域获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继而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覆盖，用了近10年的时间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59]

这个时期，广东省域经济外交推进中以市场为取向大胆探索，凭借特有优势大量引用外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建立并发展外向型经济，较好发挥了试验田、对外开放窗口和示范区等特殊作用，为全国改革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60]特别是深圳、珠海、汕头这3个经济特区以及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东莞、中山、顺德、南海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发展模式，被誉为广东“四小虎”。广东GDP由1978年的185.85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447.54亿元，年均增速达13.7%；外贸规模、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分别在1986年、1989年、1991年跃居全国首位，此后一直居全国第一。^[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