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结束了长达百年的战乱和分裂状态，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国家也进入了经济建设年代，但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采取封锁、敌对政策，中苏关系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恶化，国民党“反攻大陆”，加之朝鲜战争、中印边境冲突、越南战争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等事件的接连发生，都让中国处于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28]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和决策判断的作用，中国当年在国际上主要为国际存在和安全而努力，国内建设也没能把经济建设牢固确立为中心任务，经济外交也主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范围内进行，经济利益并不是当年中国外交最紧迫的考虑，而是运用经济资源来换取第三世界的政治支持和彰显在国际社会的存在。^[29]即使在那段特殊的年代，广东也积极承担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功能，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时积极结合自身的省情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中央的政策，积极履行职责，为全国大局发挥作用。

在中国遭到西方封锁、禁运，外汇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中央将广东作为重点发展对外贸易的地区，一方面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对外贸易，尽力开拓与港澳地区和一切友好国家政府或民间的贸易往来。^[30]在当时中国外交向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一边倒”的情况下，广东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担负了我国中南、西南两大区域各省区市的进出口任务，并得到国务院准许“主动争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大力推动土特产出口”，积极组织农副产品、土特产及轻工化工、矿产等出口。出于自救的需要，把突破封锁的外贸尝试变成沟通世界的窗口，广东积极配合国家谋划建立对外交易平台，于1957年4月在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为打破西方国家经济封锁作出了贡献。^[31]此后，广交会成为一个时期内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虽在“文革”时期遭到一定干扰与破坏，但未曾中断。广交会在争取外汇、保障供给、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等方面作用显著，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外贸发展打下了基础，为新中国开辟出一条与世界交往的通道。^[32]借助每年举办两次的广交会，广东努力开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西方国家的贸易，到1978年通商国家达到84个，获得了比国内其他省区市更多机会和条件与海外保持经济贸易联系。^[33]

在这期间，中国国门并没有完全打开，毗邻台湾地区及港澳地区、面向大海的广东作为国家战备前沿，对外经贸交往受到极大限制，投资较少、工业基础薄弱、发展较为缓慢，大大落后于毗邻的港澳地区，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广东“逃港潮”盛行。1952年到1978年的27年间，广东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5.3%，慢于全国6%的平均水平；扣除同期人口增长因素，实际每年净增长率只有3.1%。^[34]1978年，广东省GDP仅为185.85亿元，只占全国的5.1%，^[35]工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约为41%，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改革开放前，广东的发展速度不仅极大落后于毗邻的港澳地区，甚至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仅居全国中下游水平，人均GDP、人均工业总产值等均低于全国平均线。(www.daowen.com)

在省域经济外交方面，广东虽然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对外交往桥头堡，但受当时国内外形势制约，也难有大的作为，在利用外资、粤港澳经济互补、对外贸易等方面都是小范围的零敲碎打，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局面。^[36]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间，广东外贸和外汇使用又是在中央统管下进行运作的，广东开展外贸既没有更多的经营权，更没有发展的积极性。^[37]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陷入“文革”困扰，中国主要面向社会主义开展贸易的部分开放也因中苏交恶而陷入困顿，其标志是1969年中共九大报告高举“反帝反修反各国反动派”的革命旗帜。^[38]一些史学家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跟对外开放沾不上边，中国内地的对外开放，其实肇始于晚年的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晤，并成于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此前的中国，关门锁国，“自力更生”，一方面搞“输出革命”，另一方面则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主的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这种自我封闭和畸形的“以国际阶级斗争”为纲，造成了一度空前孤立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广东毗邻港澳，又有众多海外华侨，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这里离资本主义世界最近，情况更为复杂。^[39]在这期间，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开展相对缓慢，但长期的沉寂，也孕育了更强烈的爆发；一旦时机成熟，历史总会再次垂青于广东这片从久远历史中走来的开放沃土。

实际上，当时广东已处于大开放能量的积蓄当中。特别是随着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迫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世界各国之间的互相开放、互相依存程度更加增强。^[40]这些因素，为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能量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痛定思痛，大家深刻认识到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经济才能振兴，国力才能增强。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时不我待，率先挺身向中央提出大规模利用外资和进行多方位的对外贸易，从而开启引领中国对外开放及经济外交的伟大实践。^[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