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具有久远辉煌的历史，是因为广东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积淀，自古至今都是全国举足轻重的对外贸易口岸与交通枢纽，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唯一从未中断过海上贸易的省域。^[4]岭南自古与中原相距甚远，因海而生、因商而富，与中原的农耕文化有所差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广东的先民们泛江海为生，驾舟楫同环南海区域的各方人群交流往来，开展海上贸易。自秦汉开始，广东人民就通过海洋走上与世界各地交往的道路，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始终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诸国保持着频密的经贸联系，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发挥着重要的窗口作用。^[5]秦始皇33年（前214年）岭南地区始设郡县，广东开始纳入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央王朝版图。为巩固南方疆土，秦国遣派较大规模的中原人士南迁岭南，^[6]给广东带来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推动广东迎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浪潮^[7]。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是当时世界的两大中心，而丝绸之路就是连接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这两大中心的重要纽带。在广西兴安开凿灵渠把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起来，打通岭南与中原地区运输通道，使得当时的广州、徐闻等港口自秦汉开始就逐步兴盛，成为昔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始发港和中转港之一。^[8]

广东通过海上联通外国、通过陆道联通中原的对外交往优势，在之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得到很好的传承弘扬。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持续开发和隋唐时期的重点经略，广东与中原腹地以及海外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一条以南海北部沿岸为主、横亘中国南北双向辐射的经济走廊。^[9]特别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由中原地区经关中地区、河西走廊直达西域乃至欧洲诸国的陆上丝绸之路，由于不时遭到西域列强或北方群雄竞起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的袭击困扰，万里驼铃的陆上大动脉经常危机四伏，存在频遭封堵而被迫中断的极大不确定性，这也使得万里波涛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与日俱增、愈显重要。在唐代中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在宋元时期进一步成为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10]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大通道，也铸就了广东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的显赫历史。从3世纪30年代起到宋朝后期，广州一直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其中在唐代，张九龄在粤北大庾岭开凿拓展通往中原的通道，通过水陆转运连通珠江水系的北江与长江水系的赣江，这使得中原与岭南联系的路程大大缩短，来自中国南方腹地和海外的商品聚集于广东，运往中原。由于当时西域诸国纷争不断，阻断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只能通过海上丝路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国商人与西亚的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联手打造出一条由广州通往西亚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贸易通道，跨越南海、印度洋，通向波斯湾和非洲大陆东部海岸，全长1.4万公里，是16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被称为“广州海通夷道”，^[11]每年经由这条航线到达广州的阿拉伯商船就有4000多艘^[12]。唐代，广州不仅是我国的主要进出口口岸，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13]唐朝后期，在广州的阿拉伯人和家属已经有好几万人，形成他们的社区，被称为“藩坊”。^[14]为加强海外贸易管理，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使”，成为中国最早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15]这也是中国现代海关的雏形，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兴盛期的重要标志。^[16]

宋朝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唯广最盛”，广州为当时中国海外贸易最发达的第一大港，特别是北宋时期几乎独揽了全国的海外贸易。宋朝沿用唐朝的建制，改“市舶使”为“市舶司”，同样设在广州，并制定实施了中国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广州市舶条》。

元朝初期，广州在抵抗元兵南统征伐的纷飞战火中外贸枢纽功能有所弱化，其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一度被福建泉州港取代，但在元朝中后期仍恢复为中国第一大港。^[17]明清“海禁”期间，特别是欧洲粉墨登场的各海运列强依次崛起并先后主导中国通往欧洲的国际海上航线以来，当时的中央王朝为了巩固一己政权安全之考量，逐渐加强对国际经济交往活动的限制，甚至断然关闭中国大部分沿海港口，却也使得偏居中国南方一隅的广州，在这段闭关锁国历史时期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独揽中外贸易生意，承担起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头堡功能。^[18](www.daowen.com)

16世纪之后，欧洲经济社会进入发展上升期，但中国却进入传统政治制度的衰落阶段，故步自封，开始闭关锁国。^[19]在随后开启的以欧洲部分海洋强国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1557年葡萄牙人租澳门为商埠，与广州形成中转，广东最先卷入近现代世界贸易体系，得世界风气之先。1685年，江、浙、闽、粤四大海关设立，粤海关最为重要，进出口货物吞吐量与税款均远高于其他三个海关。1699年，英国在广州建立常驻贸易机构后，广州成为当时外国对华贸易的中心。1739年1月至1745年9月，瑞典商船“歌德堡号”曾三次远航至广州。1757年，除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驶往澳门外，广州被清政府限定为同外国人开展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史称“一口通商”，一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于美国独立后第二年即开启中美贸易先河的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就是在1784年8月抵达广州的。其间，广州十三行成为清政府特许的半官方对外贸易垄断组织，行商被认为是清代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十三行最根本的意义，是由原来国家垄断的朝贡制度，转变为民间平等互惠的自由贸易，标志着真正市场经济的兴起，这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20]清代广州一口通商后，客观上造就了广州的显赫地位^[21]，外国商船来中国贸易基本上集中于广州黄埔港口岸，广州外贸迅速发展，商货聚集，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22]在那段时期内，全国各地的产品和大批物资都通过广东运往海外，外国商品也只能从这里运往内地各省，使得广东不仅成为中国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和生产中心，也是国内与世界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地区。^[23]特别重要的还在于，明清时期是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兴起、西方文化不断向外扩张和传播时期，广东作为中国首受之区，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从中吸收自己需要的文化养分，滋润、发展和壮大自己，使岭南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先进成分更多，由此积累起来的文化势能更强大，对外辐射作用也越大、范围更广，这是海上丝路其他省份所欠缺的。^[24]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首先从广东开启，也由此拉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幕。之后，由于清政府被迫开放除广州之外的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通商口岸，随后又陆续增开了武汉、九江、天津等口岸，广东作为全国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辐射腹地的缩小使广州港的贸易额迅速下降，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很快转移到了当时地理位置更为优越的上海。^[25]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曲折苦难的历史进程中，广东遭受欧美列强侵略最早、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最早，广东中外交流活跃，继续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在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历史中，广东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策源地，也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广东在漫长的中外交流中孕育了具有重商传统和开放兼容的岭南文化，加之近代大量海外移民及海外华侨踊跃回乡投资，以及毗邻港澳等影响，使得广东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开风气之先。1872年，越南归国华侨陈启沅在南海西樵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使用西式机器生产的工厂——继昌隆缫丝厂，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诞生。^[26]此后佛山巧明火柴厂、广州电灯公司、广州机器局、石井枪弹厂、广东钱局等相继创办，这些企业堪称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代表，对于中国工业的起步与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独特的历史机遇与鲜明的文化禀赋，助力广东人养成了敢为人先、求真务实、自强不息、开放兼容的人文精神和优良传统。而这独树一帜的开放标识与人文传统，也使得广东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先行者的重要角色。^[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