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发现，目前对作为省域经济外交主体的经济合作外交展开研究的居多，并且对其很多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自中国改革开放率先在广东实施以来，学界对广东等省域的经济合作外交工作推进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企业“走出去”、营商环境塑造等子系统展开，形成了一批细化性研究成果，但总体上分布不均，集成研究也相对不足。

（一）关于对外贸易

一是对外贸方式与结构展开研究。主要以广东为例围绕其外贸发展的实践及反映的规律展开研究，前期多结合外资引入研究加工贸易问题；而后较多开展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外贸方式的比较研究，同时展开了加强一般贸易、实现贸易方式转变的研究。期间对外贸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等均有系统的研究。广东学者对于外贸转型的研究在国内开展较早，提出从广东省情出发，应采取出口导向为主、替代进口为辅的复合型战略模式；将来经过若干年后，在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在发展技术、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方面先行一步^[83]。在外贸出口国别方面，较多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要实行市场多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冲击下，广东等省域更要开拓新兴市场，改变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欧美和中国港澳的局限性，从出口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出口要从低成本扩张逐步转变为以品牌质量取胜^[84]。

二是对“入世”影响省域外贸的情况展开研究。大多学者认为，“入世”有利于广东等省域扩大外贸市场，但也有一些学者更辩证地分析可能带来的二元影响，如“入世”后广东对外贸易依存度会进一步提高，短期会产生一定影响，对一般贸易会产生较大冲击；还必须关注“入世”后对人力资源的争夺这个问题。他们同时提出了对策：广东等省域外贸要打造新增长点，通过科技兴贸、扩大进口、发展生产性企业，以及扩大私营企业出口、做大技术和服务的出口、发展电子商务、做好加工贸易特别是开拓境外加工贸易、增加外商投资等，以促进出口和进口两个方向的贸易^[85]。这些前瞻性的研究，基本被后续的实践所采纳。

三是对外贸与环境关系展开研究。对于早期外资进入后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多有反思与剖析；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展开了进一步深化的分析。有学者以广东为例对其出口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表明：广东等省域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将使环境进一步恶化，而出口商品结构的可持续性优化将有利于环境的改善^[86]。这对于优化出口产品和出口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提供了经济利益考量之外的环境价值的启迪。

四是提出完善外贸产业体系问题。如提出应大力扶持发展广东等省域的外贸综合服务新业态，认为这是通过外贸供应链集成，为生产型企业提供除生产以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一站式外包服务，建议其先行先试探索建立行业规范标准及配套政策^[87]。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以海外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营销渠道体系，建立发达省域全球销售网络^[88]。有的学者认为，服务业对外开放是实现广东等省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选择，要扩大其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从搞好顶层设计、制定对外开放总体规划、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互动、加强区域分工合作、创新服务业体制机制等入手^[89]。

（二）关于利用外资(www.daowen.com)

利用外资是获得外部资本以及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是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学界研究分析了利用外资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优化外资利用的产业结构与来源地、引入地的结构等对策建议。有的学者以广东为例指出，其农业利用外资太少，资金到位率低（不足1/3，有的年份只有百分之十几）、波动性大，个中原因有认识不到位、引导不足及外资政策对农业没有倾斜等；并提出农业利用外资，要把引进设备、技术和良种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而且严格保护耕地^[90]。部分学者对比了广东利用外资的结构和全球趋势的差异，指出全球资本流集中服务业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广东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超过50%集中在批发零售、房地产等传统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不高。从投资来源看，1979－2015年间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75.8%来自亚洲地区，其中一地就占到了63.2%，同期来自美日欧所占比重只有10%左右，不利于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求^[91]。

学界还针对利用外资的效益或效应问题展开研究。在引入外资的早期，就有学者建议要通过利用外资，达到改造生产领域老企业的目的^[92]。学者以广东为例对其利用外资质量作了定量评估，指出要积极引导鼓励外资向高新技术产业、农业新技术等流动，增强外资对优化产业结构的积极作用^[93]。还有学者指出，广东等省域直接利用外资对国内投资有即期挤出效应，建议积极引进产业关联度高的外资项目，重点引进技术含量高的大型项目，增强技术溢出效应^[94]。

（三）关于企业“走出去”

限于数据获取的难度，专门针对省域这一方面所展开的深入研究还相对较少。有的学者建议通过建立海外工业园、产业园的方式，引导广东等省域企业在海外建立产业集群，提升投资效益^[95]。有的学者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走出去”提出了产业选择、国别选择、方式选择等序列化的策略建议^[96]。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建议广东等省域企业可以选择多种形式发展自己的跨国企业^[97]。有的学者从全国数据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这受限于各个省区市的消化吸收能力，在行业上也存在明显差异^[98]。

（四）关于国际营商环境塑造

营商环境研究不局限于自身，也包含国际营商环境的研究。一类是进行国内外营商环境的比较研究，研究国际先进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作为中国及各省域营商环境的参照系；另一类是研究他国的营商环境，供企业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参考，增进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关系时加强对对方国家和地区的了解。不少学者多方面论证了营商环境建设的内涵、意义，实证分析了广东建设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中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指出了完善的建议^[99]。有学者在开发区等基础上提出外经贸功能园区概念，认为外经贸功能园区是具有国际贸易、投资功能的特殊经济地理管辖区域，值得加大力度谋划布局^[100]。考虑到营商环境评价的标准对于实践的意义重大，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作了《广东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研究》，建立一套测评标准，对营商环境在一般定性分析中引入定量测评^[101]。有学者提出，要发挥自贸区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以推进“开放+”为行动纲领，不断拓展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努力建设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运行新体制^[102]。有学者建议以自贸试验片区法治创新推进深港合作，推动前海法治环境建设完善，在深层次上解决前海深港合作的法律制度困境^[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