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讲，“一带一路”实施不仅对中国总体外交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也对省域经济外交更加主动深入拓展带来了积极效应，可以说是省域经济外交推进的重要“分水岭”。本书梳理发现，当前学界对共建“一带一路”为省域经济外交提供的宏大背景、重大机遇已逐步达成共识，但关联研究成果仍相对不多，即使有也是从一些子系统展开，集成研究还较少。学界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内外上下联动的重大经济外交平台，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构筑起由中国主导的新型国际关系，逐步摆脱原来一直被动跟随式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这一重大变化，不仅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同时也为包括广东在内的省域经济外交推进提供了更广阔参与平台。

在国家宏观层面，学者认为建构“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命运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的全新理念推动的新一轮对外开放，它的建设和实施将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国内层面，将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有利于推动中国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认为“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其倡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相互支持的外交理念，是新时期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的精髓，其贯彻实施将会惠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57]。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产物，从最初作为对外政策的倡议，逐渐转变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其本质上是中国寻求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载体，致力于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其核心是中国要学习做建设性领导者，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58]。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继往开来倡导提出的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国内经济走出国门实现发展模式全面转变，同时以合作共赢形式扭转经济“逆全球化”走势，为中国与世界发展注入巨大的正能量^[59]。认为全球经济“新常态”正在形成，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日益凸显，中国需要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有利于发挥我国在改革全球治理结构领域的新兴大国主导作用^[60]。有的学者从共生国际体系角度阐述“一带一路”及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全球性挑战也日益增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既使得维护和平的成本空前提高，但也导致各国维护和平的意愿空前高涨，更促使优化共生关系成为必然^[61]。有的学者认为，在时代呼唤之下，我们通过“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什么、输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纵观历史上每一个具有影响力大国的崛起，都向世界输出过标志性的事物。如今，“一带一路”倡议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之外，我们想要向世界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我们究竟有什么名片要向世界展示？这些追问要绵延于“一带一路”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是需要深刻反思和总结的重要内容^[62]。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外交一直把大国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因为国际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由大国关系来决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融入国际体系之中，而主导国际体系的无疑是大国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外交调整甚至是外交转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63]。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外交属性契合地方外交特质，激活了地方外交的内在动力，中央政府的政策性放权助推了地方外交，沿线国家扩大合作的愿望成为地方外交的外在拉力^[64]。

不少学者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以广东为例提出其配合“一带一路”落地实施的思路与举措。有的学者认为，广东应利用快速发展形成的优势积极参与“海上新丝路”建设，当好建设排头兵，率先推进广东与沿线各国经贸、科技、文化等交流合作关系，在国家战略中发挥应有作用^[65]；把“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作为广东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两大抓手，实行双轮驱动，其中在“走出去”方面要从产品“走出去”转向产业“走出去”，并把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66]。有的学者从凝聚各方力量的视角，认为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华侨华人可以成为跨境合作的独特资源，他们的地位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容忽视也不可忽视^[67]。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解读，华侨华人都是“一带一路”倡议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需注意其实施可能给华侨华人带来的不利影响^[68]。有的学者从城市参与的角度，认为我国力推“一带一路”背景下广州的城市发展面临大有作为的重要机遇期，依据国家战略、地缘区位、资源禀赋，广州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担当排头兵^[69]；对于广州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定位，也应在传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时代特色，赋予以新的阐释^[70]。有的学者从机遇挑战及对策的角度，认为广东具有深度参与国家“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一些政治风险、创新机制风险、产业转移风险等^[71]；“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差异明显，合作受政治外交等因素干扰，粤港澳合作与“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必须创新相应合作机制^[72]。有的学者从微观角度，认为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必须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才能取得最好的战略叠加效果，在两者相结合过程中，广东高校可以依托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在创新理念、机制建设和具体路径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73]。有的学者从地缘经济功能重塑的角度，认为广东因其雄厚经济实力、特殊区位优势、港澳极化外溢、开放优势传承弘扬等有力支撑，在中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牵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背景下，其地缘经济功能凸显出进一步重塑优化的新机遇，需要从增强内核、纳入国家盘子、强化自主体系等方面综合施策，破解难题、强化优势。^[74]

东盟主要国家与广东隔南海相望，是广东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不少学者为此就“一带一路”与广东东盟经贸合作深化展开研究，认为广东与东盟产业合作还不足，应充分利用双方的比较优势，加强双方政府沟通对话，积极构建产业合作平台，政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创新产业合作模式，政府、企业、市场要三位一体共同发力^[75]；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与东盟国家科技合作，建立广东与东盟科技合作圈^[76]；应加强广东与东盟合作平台建设^[77]；应加强广东与东盟的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并建立相应的信息共享和运行机制^[78]；应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争取国家支持、加强组织化程度、突出合作重点、强化服务保障、发挥华侨华人助推作用等综合施策加以解决^[79]，等等。(www.daowen.com)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受广东省商务厅委托，从2013年起编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环境研究系列丛书，首批印行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市场环境分析与研究报告，认为广东在对接“一带一路”进程中，除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若干重要支柱产业外，还应重视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海丝文化旅游、时尚产品等相关产业群体^[80]。广东省政府新闻办联手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自2017年起每年对外发布《中国广东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行动报告》，梳理广东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经济合作情况，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参照体系。^[81]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毛艳华教授团队编著《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蓝皮书（2013—2018）》，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研究，认为未来广东应通过建立海外园区、打造现代服务体系、扩大进口等方式综合平衡与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商品结构和国别结构，充分挖掘各自的比较优势，强化与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合作。^[82]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算太长，目前学界探讨省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参与互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仍然有限。但学界认为，要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一带一路”工作，既要充分发挥好中央主导权和顶层设计，也要充分激发中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乃至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上下联动、各负其责的推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