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之前，对于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恩格斯都曾从技术进步角度做过分析。

亚当·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仅仅因为交换，可以满足更大多数人的更大的需求，这是一种改善，一种有利于一些人而不损害任何人的事件。而交换意味着分工的必要，分工产生专业化，专业化不但提高人们手工操作的技巧，而且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改进，取决于：①劳动者能力的改进；②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243）。在这里，技术进步已被视为除资本、劳动力之外，又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对此也有非常清楚的说明。他说：“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569～570）。(www.daowen.com)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更把科学视为生产力中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第三个要素：“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