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西方国家产权的演变过程中，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1）国家凭借权威和暴力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与各种民间组织相比，政府能以更低的成本确立和实行所有权，并且由此获得的利益比经过扩大市场获得的利益大得多。

（2）降低产权确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产权的确定涉及许多费用，如度量费用、交易费用等。度量费用非常高的东西将成为公有财产和资源。国家的度量衡的标准化将有利于降低度量费用。建立排他性产权制度以及产权的转让都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过高的交易费用将限制排他性产权制度的建立和产权的转让。国家作为第三当事人，能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机构来降低交易费用。

（3）在历史与现实中，有的国家只为产权安排和产权变革提供规则；有的国家不仅提供规则，还直接参与甚至干预产权的安排与产权变革。(www.daowen.com)

总之，国家在产权的确定、保护和实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国家确定和保护的产权效率有可能不高。国家在干预产权时应当谨慎，如果国家法律妨碍某些效率高的产权形式出现，或保护某些低效率的产权形式，就应当调整和变革相应的法律制度。

历史已经证明，建筑企业的单一国有的产权形式不利于建筑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不利于在国际建筑市场上同其他国家竞争。因此，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我国前几年颁布的《公司法》，以及其他一些法律已经为目前我们国有建筑企业产权的种种改革，以及各种各样非国有建筑企业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