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背景下，经常遇到重大决策的难题。在战略层面，特别在国际国内交叉地带，目前中国还非常缺乏既熟悉国内也熟悉国际的复合型人才。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力。如何发挥具有全球视野的专业人才作用？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打造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这是中央首次提出这一战略目标，提得非常及时，但任重道远。现在问题是，外面很多优秀人才进不来，里面人走出去也很难，主要是体制机制，特别是观念问题，阻碍了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没有一个坚强的、有竞争力的人才队伍，是不可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话语权的。

举个例子。几年前，中美两国有关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很热。当时美国参众两院的理论依据就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人民币汇率提出的理论模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此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理论模型假设条件是错误的，其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后来，由笔者主编了一本书，书名为《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我们提出“渐进式人民币汇率升值，加渐进式工资增长”的政策建议，同时配以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技术进步以及转型升级等，这是一个较为稳健、温和的方案和政策路径。

我们的观点得到了国际社会同行的认同，例如斯坦福大学麦金农教授觉得，中国这种由加工贸易主导的贸易结构，靠人民币汇率升值纠正经济失衡是不现实的，由于中美在产业上是垂直分工，仅靠人民币单向大幅度升值，最终会恶化中国贸易条件，促使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拉美地区，但不会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因此，麦金农教授主张通过增加中国工人工资来纠正中美经济关系失衡。近年来，中国工人工资上升较快，人民币汇率也保持渐进式升值，现在国际社会愈来愈多的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汇率水平。但是，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步伐太慢，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出口竞争力。

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当时在金融业、服务业方面开放力度还比较小，比较谨慎，因为当时中国金融业很弱小，需要保护。但到2013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的资产中，外资占比不到2%，比2001年入世时的比重还要低，说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小了，应该加大金融开放。笔者认为，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过程中，即便出现较大赤字也无须担心，因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比较多，况且目前中国经济对外失衡情况已有很大改善。现在，包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都认为，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空间非常小，中美汇率冲突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www.daowen.com)

还有一个例子，我们曾建议将国家开发银行重归到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战略定位，这件事最近有关方面已有新的共识。2008年，国务院决定把国家开发银行转型为商业银行，通过过去几年的实践，大家认识到金融市场并非完美无缺，政府功能同样有缺陷。那么，当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时候，开发性金融机构就可发挥作用，以保证国家政策意图的实现。最近，开发银行成立住宅金融事业，可以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或发行金融债，来促进棚户区改造和建设，较好地将“稳增长”和“民生保障”结合起来。我们通过总结包括日本、韩国、法国的经验和教训，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得出国家开发银行不能转型为商业银行、应该重新归位开发性金融机构这个结论的。令人欣喜的是，这一建议已被新一届政府采纳。

总体来看，未来十年中国仍处在大转型时期，包括新型城镇化乃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国家治理机制等，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国际化人才发挥作用。从现实来看，体制上与国际规则无缝对接是很难的，因此，要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国际化的机制。

（徐洪才，中国网，201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