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演讲，表明了智库对公共决策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如下。

智库对公共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首先要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因为智库人数有限，但研究问题很多，要帮助国家高层、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大决策，难度系数非常大。一篇几千字的内参报告，最重要的是要抓住眼球，让日理万机中的领导人眼前一亮，这是有难度的。

现在很多同志热情很高，包括大学里的一些专家学者。但对一些窍门还没有完全掌握，文章洋洋洒洒，展开铺陈的多，但抓不住要点，挠痒没有挠到痛点和关键地方，迫切需要提高专业能力。目前，亚投行、金砖银行开展的第一笔业务就是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合作的。2015年，笔者与EBRD首席经济学家见面之后向国家领导人建议中国投资入股EBRD。笔者过去长期从事资本市场工作，在金融方面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的工作都从事过，提出新的思想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一般来讲，经济学家分三类：一类是学院派、一类是市场派、一类是政策派，如果三类都干过，就可能触类旁通，形成某种能为高层领导决策参考的东西。新思想的出现往往是灵光一闪，关键时刻能向领导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能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提升能力需要长期积累，这和个人努力、工作和人生经历有直接关系。从国家层面上看，要打造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培育智库国际竞争力，又与国家政策扶持和正确引导密不可分。

现在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有了好的宏观环境，大家都欢欣鼓舞。但对现实也要有清醒认识，目前中国智库发展仍处在初级阶段。既无必要对无序状态过多指责和苛求，也应该抱有谦卑和学习的态度，不要一概拒绝西方的东西，只强调中国特色。因为我们是后来者，首先要学习。如果一开始就拒绝，那么就不能前进。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将思想产品转化成决策，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智库机构的生存发展，应有政策上的支持。现在把智库当作一般事业单位，管理过于僵化。另外，科研项目和科研管理都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对智库的正常国际学术交流，管得过于严苛，每年规定出国次数。智库机构既不能走出去，也不能引进来，很难在国际舞台上一展拳脚、发挥应有作用。国家应该加大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传统做法是，把智库研究人员作为普通劳动力使用，对智库创造性成果缺乏应有重视，这种状况亟待改变。(www.daowen.com)

智库发展必须有一批有奉献精神的人。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发展，必须有人仰望星空，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因为外部诱惑实在太多了。光讲奉献，工资又低，有成果和没成果一个样，大锅饭、平均主义盛行，很少有奖励，主要靠个人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是，提升竞争力还得通过制度创新，要吸引一批有志向、有抱负、有能力的人在智库平台上持续地发挥作用，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投入。现在情况是，提高能力是个人的事，产出成果归机构，这样恐怕难以持续，必须有长远眼光，通过开放，扩大智库对外交流，来促使体制机制改革。智库自身治理机制现代化是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的前提。要实现企业走出去，智库先要走出去，如果国家层面的精英都走不出去，受制于体制机制障碍，就很难有竞争力。

提升研究能力和智库治理水平，其实很多东西是认识到了，不是不知道，而是不为也。关键在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