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首先想请您谈谈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形势与格局有了哪些新的变化？

笔者：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总体是在向旧的体制回归，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具体来说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总体明显向好，新兴经济体出现分化。国际资本开始回流发达经济体。国际金融系统风险因素依然在增加，特别是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经济体的负面溢出加大。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了货币贬值，金融市场急剧动荡。比如，印尼、阿根廷、土耳其等，先后出现国际资本外逃、货币贬值、股市动荡等情况。中国总体上还算比较稳定，一枝独秀。印度央行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也在进行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目前，俄罗斯困难一点，而巴西经济处在一个调整过程中。

第二，全球金融治理正在向旧的体制回归。2010年以来，受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影响，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一拖再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IMF的发言权、份额改革方案没法落实。2013年10月底，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长期性的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联手重新构造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国际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种震荡促使全球经济更加依赖美元，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又回到了以美元为主导，新兴经济体期待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严重受阻。

第三，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2013年3月，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议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开发银行和货币储备库等三个新的平台，这是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和IMF老的三个平台的一个有益补充。2014年7月，金砖国家五个领导人在巴西达成协议，平等出资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标志着金砖国家金融合作进入了实质层面。

第四，亚洲金融稳定机制存在内在缺陷。虽然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成立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外汇稳定基金，但是该基金不在一个现实的资金池里，而仅仅是一个承诺。也就是说，一旦“10+3”成员国里面出现金融危机，各国央行按照事先约定出资比例出钱予以救助。该机制不是很灵活，当出现金融危机苗头的时候，可能难以作出快速反应。与此同时，中日韩，尤其是中日之间的紧密合作也是令人担忧的。

第五，WTO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总体上，要取得实质性进展难度很大。相比之下，区域性的FTA谈判进展很顺利。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TIP），即“两洋战略”，现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金融危机阴霾逐渐散去，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日子越来越好过的情况下，美国试图重新构造一个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游戏规则。但是中国似乎被边缘化，没有吸收中国参加TPP谈判。而由东盟国家牵头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RCEP）的标准和层次并不高，加之东盟牵头是“小马拉大车”，推动起来非常艰难，特别是中日韩FTA谈判矛盾重重，给亚洲未来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www.daowen.com)

记者：您观察到全球经济未来的合作发展出现了回归旧体制等一系列变化和不确定性，那么，您认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哪些挑战？

笔者：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履行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第一，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新趋势、新标准、新规制认识不足。对多边服务协议、TPP、TTIP以及中美正在谈的双边投资协议（BIT）等国际自由贸易协定框架、内容和相关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对中国现有的规制、具体做法与国际新标准、新规则的差距，认识不够；对吸收和引进国际新标准和新规则可能产生的影响，缺乏风险评估。总的来看，中国显得比较仓促，准备不是很充分。

第二，我国经济开放水平比较低。虽然加入WTO之后，中国认真履行相关承诺，但是在很多领域还保留了很多限制。在农业领域和服务贸易领域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以金融业为例，2001年加入WTO之后，当时出于对国内金融业保护的考虑，开放度比较小。2013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中，外资所占的份额不到2%，这个比例还低于2001年的水平。

第三，我国的标准与国际新规则差距较大。我国签署的FTA协定，不仅数量较少，覆盖面也非常不够。在双边投资协定（BIT）中，只有少部分规定了国民待遇，而且主要是遵守准入后国民待遇，而不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在与美国进行BIT谈判时，我国在负面清单、外汇资金转移、劳工规制、金融服务、竞争中立、税收法律法规透明度和环保等领域，跟国际规则差距仍然比较大。

第四，我国没有建立一种多层次的外交体系，未能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外交战略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分工不明确，缺乏专门公共外交领导协调机构。非政府组织（NGO）和智库机构不发达，专业人员素质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公共外交发展需要，力量太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制约了中国软实力提升。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不利于通过扩大开放来倒逼国内体制改革，更不利于树立负责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