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占款逐渐减少，央行应顺势而为，逐渐清盘剩余央票，同时适时适度下调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保证国内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稳定的同时，采取多种创新措施，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纠正资产负债结构扭曲，从而消除银行体系的风险隐患。

第一，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科目进行“技术性”调整，将“国外资产”实际亏损划转至“对政府债权”项下。这项操作并不复杂，即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国外资产”按市值计价，由此造成的亏损直接划到“对政府债权”名下。央行外汇储备管理属于“政府的银行”职能，将央行国外资产汇兑损失划归政府名下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调整虽是“数字游戏”，但充分体现了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央行的信用和形象。

能否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右边单方面核销这笔“损失”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资产负债表是资金平衡表，表中“总资产”必须与“总负债”相等。左边“负债”中的人民币负债，已实际流入国内金融市场，不能一笔勾销；根据会计学基本原理，资产损失首先应冲减“股东权益”。我国央行是国有银行，将其“国外资产”汇兑损失记作“对股东债权”合乎逻辑。具体操作如下：财政部向央行定向发行国债，再用所筹资金从央行手中购买外汇储备，人民币资金“一出一进”，并不实际增加基础货币投放。但是，发生了惊人变化，央行外汇资产变成对财政部债权，即国债。此举不仅使得长期困扰我国央行的“货币错配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因此央行手中持有大量国债，公开市场操作空间迅速扩大了，这将彻底改变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

第二，将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资源战略性收购和增加进口，以及加大科教文卫和改善民生等支出。外汇储备是一国拥有的特殊债权，主要包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净流入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净流入等两个部分。前者主要由贸易和非贸易盈余形成，属于国家债权型外汇储备，性质相对稳定；后者指外国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国际借贷等项目形成的盈余，属于最终必须归还的资金，只不过付息方式和还款期限有所不同，性质不稳定，而且风险较大。因此，中央银行必须保证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但是，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不仅面临价值缩水风险，还面临投资回报率偏低的机会成本损失，得不到有效使用实际也是资源浪费。2014年，我国首次成为对外资本净输出国家，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是大势所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继续持有过多美元外汇储备并不明智。在充分保证国际贸易结算和应对资本外逃突发事件前提下，可将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海外资源战略性收购，如加大对海外石油、铁矿石和其他重要原材料企业股权收购等。近年来，我国通过向商业银行提供外汇储备委托贷款，支持企业到海外投资并购，但是委贷规模还很小，需要加大工作力度。

第三，运用“外汇三角运作”，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随着美联储逐渐淡出量宽（QE）政策，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导致部分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汇率急剧贬值，金融危机似乎有卷土重来之势，但也为中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供了机遇。换句话说，美联储对全球美元资产流动进行“一次调节”，中国央行依托巨额外汇储备对全球美元资产进行“二次调节”。可以说，我国央行手中“有牌可出”，政策主动性已今非昔比。

如何进行“二次性调节”？概括来讲，即“调节增量，盘活存量”。在增量上，把实现当期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重要政策目标。近年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部分抵消，经常账户顺差缩小，资本账户顺差也在减小，国际收支趋于平衡，这是可喜的变化。下一步，应适当扩大进口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包括扩大金融业开放，不必担心短期出现贸易逆差或资本净流出。我们有雄厚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此类情况发生。要通过创新外汇储备使用方式，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外汇储备在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上发挥更大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应抓住美元回流美国的战略性机遇，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产，主动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具体操作步骤：一是随着外汇占款逐渐减少，相应下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此举不仅可以减少央行不必要的利息支出，还可增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主动性。在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向金融机构大规模发放SLF和MLF贷款。因为这是重复性操作，是资源浪费。

二是采取创新手段重构央行资产负债表，即利用目前一些新兴经济体缺少美元的机会，将手中部分美元资产战略性地转移出去，但不是简单借出美元，而是运用外汇“三角运作”，把人民币借出去，并与美元“捆绑”操作。即利用新兴经济体缺乏美元的机会，我们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将部分外汇储备转移出去，分散风险，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假设陷入货币危机的国家为A国，可采取如下操作步骤。

第一步，我国央行向A国央行定向发放人民币贷款，或由A国央行向我国央行定向发行长期人民币债券，利率比美国同期国债利率高出0.5%～1%，融资规模和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期限为10年以上。(www.daowen.com)

第二步，A国央行用“借入”的人民币向我国央行购买美元资产，人民币与美元交易汇率参考外汇市场汇率，也由双方协商确定。以上两步合并一步完成，人民币形式上“一出一进”，并不实际影响央行基础货币供应。

第三步，A国央行将美元卖给外汇需求者，以阻止本币对美元汇率急剧贬值。

上述外汇“三角运作”，看似简单，积极意义却不可低估。A国央行因此增强了外汇储备实力，同时将美元短期负债调整为人民币长期负债，足以应对金融危机和维护金融稳定，A国会对我心存感激。我国央行资产负债结构优化，表现为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资产规模减少，减少部分由新增人民币债权资产替代，长期困扰我国的货币“错配”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纠正。

短期看，可能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若我国从美国调回美元资产，只要操作得当，是不会对人民币即期汇率产生干扰的。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呈现小幅贬值，这时A国借入人民币会有吸引力。近期，由于美元从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实际上美国国债市场利率是下降的。换言之，美国国债、特别是长期国债价格是上升的，此时适当减持美国国债，我国将得到增值收益。中长期看，人民币仍是升值货币，将来A国央行若用其他货币兑换成人民币偿还我国，无疑有利于我国，因为我国除了收回本金和利息，还得到货币升值收益。

A国央行若用人民币直接偿债，则须增加向我国出口。我国用人民币支付，从A国得到能源和资源，A国得到人民币用于还债，各得其所。还有，不必担心A国会有偿债问题，因为人民币债券以A国税收作担保，将来可让其“借新还旧”，滚动操作，借机做大人民币海外市场。重要的是，人为创造的人民币海外需求，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且有助于阻止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扩散，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金融稳定都有积极意义，同时还树立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总之，目前国内外金融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主动作为，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积极调整央行资产负债表，从而消除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并拓展货币政策主动性空间。

（徐洪才，《上海证券报》，2015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