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核心。“十三五”期间，我国金融体系要加快改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服务于实体经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都应该践行创新发展的理念，发挥各自作用，形成合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要因时而变。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单独运用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调控方式，逐渐向同时使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和价格型政策工具过渡，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转向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而转变过程的实现需要一系列的条件，现阶段要创造条件为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提供保障。我国货币政策正在进入盯住利率和汇率的“双锚”时代。资金价格信号通常是由利率和汇率表现出来的。利率是人民币对内的价格，汇率是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相对价格。单从利率角度来看，目前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但是基准利率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还没有形成连续、光滑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货币传导机制并不通畅，因此，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被打了折扣。这也决定了目前我国中央银行还必须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为主要调控手段。

其次，要综合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即便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已经不灵了，过去主要通过提高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投放过多的基础货币回笼到中央银行账户上。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倾向，资本出现外流倾向，导致银行外汇占款越来越少，因此，要采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保证实体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合理需求。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因此，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望保持6.5%～7.0%平稳运行的情况下，相应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也不能太低，从近期看保持在13%左右是必要的。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M2增长也会保持同步下降。到2020年GDP增长速度为6.5%的时候，M2增长速度将从13%缓慢下降到11%的水平，这依然是比较高的增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否则就会有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其灵活性、前瞻性、针对性要充分体现出来，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综合考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流动性，保持流动性相对稳定和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局部性金融风险底线，整体降低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水平。

第三，要创造条件通过资本账户逆差主动向外输出人民币。随着自贸区（FTA）战略扩大实施，主要伙伴可以推行本币结算，形成通畅的人民币回流机制，把香港打造成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枢纽。香港在离岸市场方面有特殊地位，占到海外离岸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要充分发挥好香港在离岸市场中的作用。同时，扩大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的网络覆盖面和金融机构海外网点。鉴于短期内中国还很难出现经常项目逆差，通过资本账户逆差向外输出人民币是必然选择。当前，人民币在亚洲周边地区已经得到广泛接受，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贸易逆差，可优先推动这些国家和地区扩大使用人民币。十年前，中国推出由国际金融机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但一直以来熊猫债券发展缓慢。一是由于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预期增加了融资成本；二是由于中国境内人民币利率水平比境外市场上的美元利率高。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出现温和贬值趋势，美联储已经开始加息，而中国人民银行降息，上述两个条件都在发生改变，“熊猫债券”的春天正在来临，这正是境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熊猫债券的有利时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行人民币债券。另外，应加快推出上海国际板股票市场，鼓励境外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和挂牌上市。

第四，货币政策要同时关注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影响因素。以前，调整货币政策考虑的是人民币在国内的流动性，无须考虑境外人民币的流动，特别是资本跨境流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比如，在货币发行方面，如果还是按照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来调控经济就会出现误判，应及时准确把握境外离岸市场货币量，并通过数量模型来判断离岸人民币需求量，从而更好地进行流动性管理。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之后，中国必须遵循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特别是要考虑自身政策调整可能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因此，加强世界大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并与全球市场进行充分沟通，就显得十分必要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中国应有前瞻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全面提升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五年，人民币将会超过英镑和日元，成为全球第三大货币。到2025年，人民币将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一，发挥和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作用，但不会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中国政府采取审慎态度、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也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因为这将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和金融稳定，当然也有利于减轻美元的国际责任，这将是一个多赢的理性选择。(www.daowen.com)

第五，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对外开放。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对外开放只差最后一公里，时间表就是在2020年之前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这是国家既定战略。因此，未来几年是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关键时期。上海是在岸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遥相呼应。但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是人民币能够自由兑换，实现资本账户完全对外开放。现在我们已经与一些合作伙伴的央行开展了规模不小的货币互换，要鼓励我国经贸伙伴使用双边本币，然后在全球各地扩大布点，形成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网络，扩大推出与人民币直接交易的货币种类，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枢纽建设，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一传手”的角色，同时建立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网络，发挥新加坡、悉尼、首尔、台北、伦敦、法兰克福、多伦多等“二传手”的作用，在海外形成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指标体系，为国内外汇市场调节提供参考。目前，人民币在海外已有3万多亿元的规模。应该做大亚洲债券市场，完善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发挥中央银行主导作用，同时利用东道国的现有银行体系，包括信用卡支付和互联网等手段，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流通。加快建立上海国际板市场，让“一带一路”相关企业能在上海发行人民币计价股票，建立一个强大的开放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六，预防和化解各种潜在金融风险，特别要对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予以高度关注。一是要稳定汇率市场预期。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应适度贬值，但也要防止贬值预期过高，陷入类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要防止出现羊群效应和踩踏性事件，减小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防止人民币贬值过快对全球市场产生冲击；要摒弃“用大幅贬值促进外贸出口”的想法，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从而稳定市场信心。二是协调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加债券交易品种，完善国债市场期限结构，形成平滑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外汇市场参与机构类型，拓宽市场深度和广度，扩大人民币兑主要货币汇率浮动区间，可考虑扩大到3%～4%，使汇率更有弹性；适时推出外汇平准基金，平抑汇市价格异常波动，有序推进境内人民币利率、汇率与境外利率、汇率的接轨；在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方面，要适当扩大债券市场参与主体的范围，目前已经允许境外中央银行参与，下一步可考虑吸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包括有实力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进入上海银行间市场。三是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短期里可采取增加资本流出审批手续，并适时开征金融交易税，增加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成本，抑制短期资本跨境频繁流动；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健全外债和跨境资金流动管理体系；做好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防患于未然。四是推出人民币期货交易，为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管理工具。目前，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已推出人民币期货，但影响很小，应创造条件在上海推出人民币期货交易，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权，为人民币币值稳定、控制汇率风险提供根本保证。

最后，还要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系，加强中央银行综合监管的职能，整合中央银行与不同领域监管机构的功能，发挥中央银行应对金融危机的主导作用；随着混业经营不断深入，流动性风险将可能取代信用风险成为最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恢复市场信心方面，应充分发挥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加强中央银行与中国银监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行动，完善现有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强化中央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