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笔者在2014年9月，针对深化国企改革的几点看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有关国企改革，主要涉及发展“混合所有制”、允许企业“员工持股”、国有资产监管“以管资本为主”、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及“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等等。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提法基本是原则性的，操作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实施方案，否则将可能导致重大失误，甚至陷入谬误。

第一个问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不是在所有领域都适合发挥决定性作用，比如在“公益性领域”和“自然垄断行业”就不适合进行完全市场化的改革。前者须突出社会效益，不能将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后者因其“自然垄断”属性，如果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必然产生“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因此，严格来讲，只有在“竞争性领域”才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另外，市场往往有失灵的时候，一概排斥政府作用也是片面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也不能扩大化，例如在金融领域，根据国际惯例，多数情况下是要进行“正面清单”管理的，也就是任何人都只有得到金融主管部门的“经营许可”，才能从事某项金融业务。因为金融机构不是一般工商企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向社会提供某种“准公共产品”，影响面实在太大了，因此必须进行严格监管，否则经济秩序就乱套了。

第三个问题：科学理解“混合所有制”。国企问题多数并非出在“所有制”上，而是出在“经营机制”上，实际上产权层面的改革早已完成。我国多数国企已实现股权“混合化”“多元化”“分散化”和“社会化”了，并成为上市公司，有的还在海外上市，股东人数可谓“成千上万”，包括大量私人投资者、甚至海外投资者，这难道还不是“混合所有制”吗？问题是，人们仍习惯称其为“国企”，是因为它们与现代企业制度还有较大差距，还不同程度存在行为“变异”。即便在公司治理上，也常常“形似神不似”。很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同程度存在“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激励不足”和“行政化”等问题，其中只有“一股独大”与“混合所有制”有关，其余都无直接关联。国企改革应对症下药，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混合所有制”。

第四个问题：准确界定不同国企功能。国有资本应加大对公益性领域的投入，为全体公民提供好公共服务。在自然垄断领域，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从战略布局看，国企应专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也即主动从竞争性领域撤退，不与民争利。继续放任国有资本通过控股、参股形式，以“产权为纽带”进行扩张，不仅难以管好庞大国有资本，也不利于集中精力做好自己该做之事。(www.daowen.com)

第五个问题：混合所有制具体实现形式。应统筹协调国企“混改”和国有资本重新“布局”。第一，变卖股权。“战略性收缩”国有资本战线。第二，将“普通股”转换成“优先股”。只关注国有资本价值增值，而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让民间资本发挥主导。第三，股权划拨。比如按每人一万元标准，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划拨13万亿元到社保基金账户，既增加了社保基金实力和国民消费能力，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国有股比率，优化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可谓“一箭双雕”。第四，实行员工持股和管理层股权激励，充分调动员工和管理者积极性。

第六个问题：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处理好“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关于“党委会”设立，区别不同情况，遵循“抓大放小”原则，不采取“一刀切”方式，重点加强大型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对于中小企业，可考虑将党组织建立在社区；减少政府和国资监管部门行政干预，强化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的履职保障，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新、创造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企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加快推进国企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

第七个问题：兼顾公平和效率。国有企业是全体国民的企业，不是国企员工的企业。在推行员工持股和实施期权激励时，须妥善处理各利益当事人关系，特别是保障国有出资人权利，防止有人借国企“混改”之机侵吞国有资产，不当谋利；“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用于充实全体公民社保基金账户，尤其不能忽视作为国民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利益；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同时也要处理好国企改革和“反腐”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