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美国经济复苏趋势强劲，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已成事实，正在酝酿完全退出QE和加息，恢复利率正常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困难时刻已经过去，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日本安倍经济学短期内取得了初步效果，能否持续推动日本经济稳定复苏还有待观察。概括地讲，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分化，发达经济体向好，新兴经济体参差不齐，全球经济治理向美元主导的旧体制回归，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近期里，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呈现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明显，新兴经济体出现分化。2014年7月，中国外部经济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0，高于6月，连续14个月位于荣枯线上方。从环比看，美国强劲上扬，欧元区持平，日本小幅回落，英国保持在高点，总体上发达经济体复苏态势稳固。印度政局稳定，经济向好；俄罗斯PMI回升至51，但乌克兰局势存在变数；二季度巴西经济增长同比下降0.9%，环比下降0.6%，投资和消费动力不足；南非出口疲弱，7月PMI继续下探至41.9；总体上新兴经济体略有好转，但出现了分化，且有较大不确定性。国际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因素增加，特别是受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对新兴经济体负面溢出影响加大。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货币贬值，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例如印尼、阿根廷、土耳其等，先后出现资本外逃、货币贬值、股市动荡等情况。

第二，全球金融治理向美元主导的旧体制回归。2010年以来，受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影响，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一拖再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IMF的发言权、份额改革方案没法实现、落实。不难预见，2015年IMF对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评估时，人民币将继续被排除在SDR篮子之外。2013年10月底，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联手重新构造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国际资本回流发达经济体，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种震荡促使全球经济更加依赖美元，巩固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从目前情况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又回到了美元主导的旧体制，新兴经济体期待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严重受阻。

第三，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了一定进展。2013年3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议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三个新的平台，无疑是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和IMF老的三个平台的有益补充。2014年7月，金砖国家五个领导人在巴西达成协议，平等出资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将其总部设在上海，标志着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开始进入到了实质层面，但其运作效率有待观察，短期内可能还难以对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成较大影响。(www.daowen.com)

第四，亚洲金融稳定机制存在内在缺陷。虽然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成立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外汇稳定基金，目前规模已达到了2400亿美元，但由于该基金不是放在一个现实的资金池里，而仅仅是一个承诺，也就是说，一旦“10+3”成员国里面出现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将按照事先约定的出资比例出钱予以救助。该机制不是很灵活，当出现金融危机苗头的时候，将难以作出快速反应，更难做到“先发制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因而不能预防金融危机发生和阻止危机蔓延。与此同时，中日韩之间，尤其是中日之间的紧密合作也是令人担忧的。

第五，WTO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总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难度很大。相比之下，区域性FTA谈判进展很快。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TIP），即“两洋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金融危机阴霾逐渐散去，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日子越来越好过的情况下，美国试图重新构造一个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新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但中国似乎是边缘化的。而由东盟国家牵头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RCEP），由于标准和层次不高，加之东盟牵头是“小马拉大车”，推动起来非常艰难，特别是中日韩FTA谈判矛盾重重，给亚洲未来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