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单独运用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调控方式，逐渐向同时使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过渡，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转向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而转变过程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条件，现阶段要创造条件为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提供保障。

首先，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在我国货币政策正在进入“双锚”时代。资金价格信号通常是由利率和汇率表现出来。利率是人民币对内的价格，汇率是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相对价格。单从利率角度来看，目前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但是基准利率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还未形成连续、光滑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反映当前我国货币传导机制还不通畅，导致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这些因素决定了目前还要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要调控手段。

目前，即便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也存在一些问题。过去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不灵了，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通过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投放过多基础货币回笼到中央银行账户上。现在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倾向，资本出现外流倾向，导致银行外汇占款越来越少，这就客观要求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保证实体经济对货币的合理需求。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尤为重要。因此，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望保持6.5%～7.0%平稳运行的情况下，相应的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长不能太低，从近期看保持在13%左右是必要的。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M2增长也会同步下降。到2020年GDP增长速度为6.5%的时候，M2增长速度将从13%缓慢下降到11%的水平，这依然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否则就有通货紧缩的压力。

其次，着力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实际融资成本主要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负面影响。目前，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45个月负增长，而且短期看，这一趋势将会延续，导致企业实际融资利率非常高。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2016年11月份CPI同比上涨1.5%，实际存款利率接近于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是4.75%，实际贷款利率已经超过10%。如此高的融资成本是很多产业资本投资回报率难以覆盖的。现在很多社会资本对投资保持谨慎观望态度，背后的深刻原因就在于实际融资利率太高了。如何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是目前政府监管部门面临的挑战之一。

第三，加大对新兴产业培育支持力度。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应加大金融支持。同时，对小微企业、“双创”活动给予一定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符合未来产业调整方向的新兴产业发展，比如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发展加大支持力度，还要对新兴消费热点给予一定支持，比如文化消费、信息消费、健康养老消费、旅游消费、体育消费等，创造新的供给，引导新的需求。这些都需要金融的支持。(www.daowen.com)

第四，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完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银行信贷资金要保持14%～15%的增长；直接融资比重要增加，这里涉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比如A股市场的新股注册制改革要加快推进，新三板改革创新也要及时推出，要增加融资品种，扩大资产证券化试点，完善沪港通，推出深港通，积极探索资本账户对外开放、自贸区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等。在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方面，适当扩大债券市场和外汇参与主体的范围。目前已经吸引境外中央银行参与，下一步可以考虑吸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包括有实力、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

第五，综合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其灵活性、前瞻性、针对性要充分体现出来，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综合考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流动性，保持流动性的相对稳定和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整体降低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

第六，促进资本账户的稳步开放，扩大本币直接结算。随着自贸区（FTA）战略的扩大实施，主要伙伴可以推行本币结算，形成通畅的人民币回流机制，把香港打造成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枢纽。香港在离岸市场方面有特殊地位，占到海外离岸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要充分发挥好香港在离岸市场中的作用。同时，要扩大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的网络覆盖面和金融机构的海外网点。

（徐洪才，《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