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符合预期。二季度GDP增长6.7%,与一季度持平。但经济仍处在下行通道,民间投资增速急剧下滑,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增加。中国经济加速进入新常态,未来呈现“L形”走势。面对新形势,我们应做好工作,让经济“L形”下滑走势更缓慢一些。
1 增强民间投资信心
首先,发挥好政府作用。分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立足保障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强化政府引导、增强责任感、主动作为,保障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提振民间投资信心,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可替代作用。例如:提供政策引导资金和有实际投资回报的项目,加快落实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创造一视同仁的市场竞争环境。当前,经济生活中依旧存在“所有制歧视”的现象,例如:国有银行偏好向国有企业贷款,人为造成企业融资成本不公。“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中,总有一些人希望“你去产能,我搭便车”,做到真正公平是关键但很难。“去产能”不能简单理解为:“关掉民营企业,保住国有企业”。要坚决处置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同时,积极扩大内需,主动消耗过剩产能,比如:提高建筑物钢材使用标准,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等。
2 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2020年能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关键要看扶贫。中央提出,未来五年通过五种渠道针对7000万人口实施精准扶贫,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其中,产业扶贫大概占2000万人口,还有一些搬迁安置等方式扶贫占2000万人口,剩下3000万人口的扶贫,政府须兜底。我国扶贫工作已由过去“灌水式”“输血式”的传统扶贫模式转变为精准脱贫、杜绝返贫;精准扶贫是实现扶贫、脱贫、全面小康的“最后一公里”。对有些贫困户必须注重政府“兜底”,切实做到“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否则,老弱病残始终是老大难。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每一个贫困人口摸索出适合自身的致富路径。针对不同对象分类施策,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和保障兜底等举措应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轴”。
3 国企改革是核心
在新常态下,国企需挑起创新驱动的“大梁”。国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统筹协调国企混改和国有资本重新布局的关系,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公司治理,建立中长期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并将部分国有股划拨社保基金。经济发展是硬道理,重点突破国有企业创新工作。国有企业拥有大量的创新资源,包括高端人才、雄厚资本和良好的研究设施,但缺乏激励创新的机制,限制了企业创新潜力的发挥。鼓励国企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创新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国企也要建立包容创新失败的机制,从而真正激发企业创新热情。改革的关键是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建立现代国家治理机制。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换,以往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可能不管用了,这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效率。(www.daowen.com)
未来中国金融创新有两个方向,或者说有两个突破口:一是互联网金融,二是资产证券化。近年来,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把资产证券化和自身业务有机结合,可能会使其快速发展、如虎添翼。目前发展比较成熟、运行较为稳健的业务,是互联网支付平台:阿里支付宝、腾讯微信支付、京东白条以及各种电子银行支付。相比之下,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则未成气候。传统的P2P信贷业务难以持续,因为难以形成规模,在网上实现贷款方和资金使用方的精准匹配,实现资金规模、期限结构、投资回报恰好吻合都是偶然事件。现在监管层从风险管控入手,对P2P提出很高的要求,不能搞资金池和违规担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2P业务的发展。同样,众筹是小众市场,众筹内部治理机制饱受争议,谁牵头,谁跟投,运营机制透明度等都存在问题。未来互联网金融发展要在坚守底线、加强监管前提下,鼓励创新,要保护创业激情,不能“把孩子跟脏水一并泼掉”,也不能因害怕风险而一味抑制创新,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
要加强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理解,不能无知者无畏,最终酿成大错。互联网公司要向金融靠拢,金融机构也要向互联网企业学习,要解决相互融合的问题。传统金融在风险把控上有一整套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在短时间内是难以被互联网金融颠覆的,相当长时间内银行仍是金融业主体。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于企业多层次的融资需要,以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无论如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内涵不会改变。例如:担当资金中介,提供顾问服务,促进资金跨时间、跨空间的有效配置,促进资金在不同空间里自由流动,实现期限结构转换,这些都是金融的基本内涵,不能因噎废食。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刚刚起步,发展空间很大。此外,互联网跟云计算、大数据相结合,建立配套信用体系,都是发展趋势。
5 2016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首先,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要变,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货币政策要体现更大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前瞻性。政府适当扩大支出,在民生领域、公益事业领域发挥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资,鼓励创新创业活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其次,减税减负,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是这一届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减税,2016年减税金额将超过5000亿元。全面推进营改增改革有利于拉动经济,特别在当前许多行业、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货币政策要大道至简,该降准时就降准,不要在公开市场上将政策操作搞得太复杂。最近两个月,广义货币M2增速都是11.8%,稍微低了一点。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都要保持在13%左右。要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稳定性,同时增加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做好预调和微调。总之,改革无坦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各项重要改革要在2020年前基本完成,也就是,改革有时间表,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必须增强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北京青年报记者陈莉对徐洪才专访,原文《国企需挑起改革“大梁”》,北青网,2016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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