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也存在一些积极因素

2017年，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是特朗普上台，美国经济、外交政策充满变数。特朗普可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组合，基建投资扩大，企业所得税减少，居民税负大幅度下降，因此财政赤字扩大，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对美元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都将产生影响。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因素仍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局部领域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加大，汇率问题则比较复杂。理论上，特朗普政策诸多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政策执行有效性令人怀疑。2016年12月美联储加息落地，并预示2017年加息3次，但是2015年12月加息也曾预示2016年加息4次，而2016年实际加息1次，2017年加息次数可能再次打折。近期美元指数大涨，市场反应明显超调。基建投资、减税、财政赤字、外贸逆差、通胀预期、加息频率和国债利率上升等因素叠加，美元指数未必会一直保持上涨。

二是欧洲充满不确定性。2017年3月英国启动脱欧谈判，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将产生影响。欧洲多国先后迎来政府换届选举，右翼政党支持率上升，政治形势面临不确定性，欧洲一体化面临压力。欧洲银行业也有不确定性。由于欧元占美元指数篮子比重高达56%，欧元区货币政策对美元指数走势至关重要，如果欧元大幅走强，会使得美元被动贬值，反之亦然。2017年，需关注欧洲银行业问题可能倒逼欧洲央行缩减QE、推升欧元汇率。欧洲央行在2016年12月8日决定延长2017年3月到期QE政策。近期欧洲经济回暖，制造业PMI、投资信心指数和GDP同比都有所上涨。但是，2016年欧洲主要银行股价跌幅均超过10%，欧洲银行平均不良资产率为5.7%；意大利银行业整体不良贷款率高达17.97%，各行业坏账率均高于10%，1年内未偿还贷款占总贷款39%；德意志银行2015年巨亏68亿欧元，股票2016年跌幅40%，其衍生品总额全球第一，高达42万亿欧元。考虑到银行普遍高坏账率制约信贷规模、负利率挤压银行盈利空间等，欧洲央行2017年很可能缩减QE政策规模。

三是美联储加息引发非美货币大幅贬值，资本大规模流出新兴市场，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甚至引发局部地区金融危机。但也应该看到，2017年新兴市场可能好起来，因为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复苏会遏制资本大幅流出趋势；2016年国际油价止跌回升，带来资源出口国经济修复，很多陷入衰退的新兴经济体2017年经济可能大幅翻正。IMF预计，2017年巴西经济增长将由2016年的-3.3%翻正至0.5%，俄罗斯由-0.8%翻正至1.1%，印度继续保持7%以上高增长。另外，美国加息步骤比较平稳，对新兴市场整体扩张效应可能大于紧缩效应。利差方面，名义利率提升很可能慢于通货膨胀提升，实际利率可能维持不变甚至下滑，利差效应冲击新兴市场有限。贸易方面，特朗普竞选时迎合选民提出的强硬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其上任后很可能会弱化，贸易保护主义降低的进口需求不能完全对冲美国国内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进口需求提升，对于新兴经济体整体而言，扩张效应可能大于紧缩效应。

四是地缘政治冲突多点爆发，风险因素加速累积。大国博弈使得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更趋复杂，土耳其局势不稳加剧中东地区紧张。恐怖主义威胁、俄乌冲突、欧洲难民危机、朝鲜半岛局势等都为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国与东盟关系等都可能出现变化。特别是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短期内可能不会有明显改善，这对中日和中韩经贸合作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是，2017年世界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积极因素。第一，美国经济可能强劲复苏，这将有利于扩大从中国进口。特朗普扩大美国基建投资，可能会加大与中国投资合作，因为中国基建投资能力已经产生了国际影响。从维护中美双方实际利益出发，特朗普发起中美贸易战和汇率战的可能性较小。特朗普希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这方面作用发挥得好也可能有利于共同维护中美双边汇率和金融稳定。

第二，欧洲方面，欧盟核心国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政府换届，右翼政党上台可能性很小，在内外压力下，很可能促进欧盟各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而有利于推进欧洲一体化。目前，东欧16国与我国经贸合作势头良好，“16+1”机制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德法等发达经济体也有与中国扩大经贸合作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意愿。英国新任政府首相承认中英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在脱欧背景下希望加大与中国经贸合作。

第三，东盟方面，除了新加坡，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关系整体上出现了向好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前景广阔。

另外，2017年将在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经贸合作都将面临新机遇。最重要的是，2017年世界经济将延续温和复苏趋势，预计世界经济增长3.3%，高于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一些新的科学技术逐步得到推广应用，新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在酝酿，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也正在加快集聚。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全球需求回暖，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增长都将明显好于2016年。总之，2017年国际经济环境充满极大不确定性，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我们从容应对，趋利避害，政策得当，仍然会有很多新的合作与发展机会。

2 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原因是客观存在诸多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积极因素。首先，政策制定符合实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初步确立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政策框架：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把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将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对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创新驱动发展、能源革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都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同时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这些都为经济平稳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需求保持相对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将平稳增长。2016年新开工项目对后续投资稳定增长形成支撑，专项建设基金和PPP项目落地继续推动基建投资稳定增长。工业企业效益好转，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增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产业和“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需求旺盛，推动相关行业投资增长。预计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5%以上，基础设施投资继续担任主角。消费需求保持相对稳定。传统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有所回落，但是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教育等个性化新兴消费会有较快增长，电商网购继续成为重要消费方式。预计201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0%以上。三是外贸进出口好于2016年。外部需求回暖，有利于中国出口。同时，外贸新优势也在加快培育。外贸企业自主开拓国际市场能力增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带动装备制造业出口增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附加值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正在形成。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外贸新业态快速增长。对外贸易与跨境双向投资相互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第三，创新驱动对经济增长效果显现。“十三五”期间，以信息、生物、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之势深刻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类交流和思维方式。同时，我国经济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亟需依靠创新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构建竞争新优势。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聚焦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充分激发创新潜力。随着“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三五规划”等战略和深化国企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将进一步提高，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群体和创新型人才队伍将应运而生，都会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加新的动力。

总之，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延续2016年的“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发展趋势。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不低于6.5%，全年CPI涨幅2.4%左右；新增加城镇就业岗位1300万个；固定资产投资稳中略升，预计增长8.5%左右；消费稳中略降，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0%以上。以美元计价出口增长-5.0%，进口增长-2.0%左右，外贸顺差略有收窄，约4200亿美元。广义货币M2增长11%～12%，人民币贷款增长11%～12%，名义利率保持不变，到2017年底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不超过7.3。2015年至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如表11所示。

表1-1 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变化

（续）

数据来源：Wind和CCIEE。

3 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

1.财政政策建议

2017年，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加大财政支出优化整合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统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一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加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研究实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等税收优惠政策，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落实好其他已出台减税降费政策；适度扩大支出规模，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合理安排收入预算，全面盘活存量资金，确保财政支出强度不减且实际支出规模扩大，增加的支出，主要用于适度扩大有效需求，保障重点领域开支需要。

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需结构平衡。支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支持做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安排补助资金支持中央企业处置“僵尸企业”；健全普惠金融政策的正向激励机制；引导更多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优化中央基建投资存量支出结构。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政策精准性；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盘活粮食风险基金；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整合设立水利发展资金；推进省以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和运营等。落实精准扶贫要求，大幅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全面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支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资产收益扶贫等工作；开展扶贫资金专项监督检查。推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推动“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启动实施；继续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加快构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加快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投资进度；继续安排新能源汽车补贴，提高技术门槛，完善补贴机制；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事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积极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实众创空间等税收优惠政策；深入开展小微企业双创基地城市示范；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加大对创新产品、绿色产品和中小企业等支持力度。支持制造业改造升级，发挥好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作用，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加大重大装备首台套推广应用支持力度，将新材料、关键零部件纳入首批次应用保险保费补偿范围。

三是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加快修订预算法实施条例；扎实推进预算公开；深化部门预算改革；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减少项目审批数量；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逐步将绩效管理范围覆盖所有预算资金。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建立健全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体系，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扩大水资源税试点范围；配合做好烟叶税等税收立法工作；起草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研究制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提升财政法治化水平，加强预算、债务、政府采购、PPP、资产、会计等领域的立法及研究，深化财政“放管服”改革。推进其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和规模；推进彩票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四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有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加大支出优化整合力度，加大对“三去一降一补”的支出力度；合理安排扶贫、农业、教育、社保、医疗等支出；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减少对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支持提高教育质量，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实现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继续开展薄弱学校改造等工作；支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健全就业创业政策；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补助标准；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合理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落实和完善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科学合理确定城乡低保标准。做好基本住房保障工作，大力支持棚户区改造；提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精准度，适当提高补贴标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适时启动第二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深入落实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支持扩大华北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范围；推进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和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扩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范围；调整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机制；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和清洁生产。支持困难地区财政运转和民生兜底，加大对资源能源型困难地区的阶段性财力补助；加大县级财力统筹力度，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支持地方缓解财政运行困难；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转移支付力度。(www.daowen.com)

五是加强预算执行管理，确保完成年度预算任务。密切跟踪收入预算执行情况，加强收入预算执行分析研判；加强与税务、海关等部门协调，促进依法征管、应收尽收。加快支出预算批复下达，提高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及时批复中央部门预算和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加快中央本级代编预算下达进度，规范转移支付预算下达方式，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规范性。硬化预算约束，原则上不再追加预算；对于预算执行进度缓慢或预计年内难以执行的资金，要及时调整用途；建立国债发行与库款管理统筹机制，合理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保持库款合理规模；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合理拨付和调度资金。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对地区和部门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收回统筹使用；取消一般公共预算中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规定，对相关领域支出统筹安排；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力度；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将存量资金使用与年度预算安排统筹考虑。

六是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确保财政可持续。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强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加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工作力度；专员办要加强对地方落实债务管理制度情况的监督。控制地方其他相关债务过快增长势头，严格依法厘清政府债务和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债务边界；健全统计监测体系，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中长期政府支出责任纳入统计监测范围，实施部门联合监管；加大查处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和问责力度；深入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加强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

2.货币政策建议

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严加防控金融风险，主动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一是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发挥信贷政策灵活性作用。稳定市场预期。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强协调配合，从数量和价格两个方面保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稳定增长。维持利率水平稳定。灵活调节信贷资金流向和结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货币金融环境。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补充抵押贷款作用，引导银行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小微企业、棚改项目、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人民币“走出去”项目等领域信贷投放。开发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引导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和结构的功能。坚持有保有控原则，加大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经济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减少对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行业信贷投放。

二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价格型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和政策传导功能，提高金融机构配置金融资源效率。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完善以回购定盘利率、Shibor和贷款基础利率为基础的多层次基准利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与基准利率挂钩金融产品，探索创设以基准利率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增加短期国债发行规模，提高债券市场交易活跃度。引导金融机构提高自主定价能力，完善与自身市场定位和业务能力相适应的负债端、资产端、综合收益等相结合的定价系统。加快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处置机制建设。发挥价格型货币政策作用，提高政策传导有效性和灵活度。完善公开市场操作机制，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精细化水平。

三是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探索跨境资金管理新模式。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在美元升值压力加大背景下，坚持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相对稳定原则，加强与市场沟通，稳固市场信心。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探索利用跨境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进行总量调控，利用各类风险转换因子进行结构调控，在风险可控情况下扩展企业融资渠道，引导银行机构和企业提高自身外汇资产管理能力。推广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中使用，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拓宽人民币跨境流动渠道，加快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推动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直接交易。

四是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渠道，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完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设置，政策支持贷款保证保险，改善小微企业增信服务水平，提高金融机构增加中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积极性。增强小额贷款公司资金实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第三方开展外部信用评级，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保护金融生态环境。加强银行资金流向特定目的载体的监管。加强银行、证券、保险监管协调配合，重点监管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对接其他特定目的载体，引导银行资金回归信贷业务。提高银行机构经营灵活度。加大银行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权。银行机构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创新流动资金贷款产品。

五是增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加强财政资金对基建基金、产业基金、企业发展基金等各类政府投资基金的支持力度，增强各类基金引导作用，加大相关投资领域对社会资金开放，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创造更多有效信贷需求。货币政策要增加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引导金融机构参与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项目，引导金融机构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缓解目前流动性过度集聚在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4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争取四大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第一，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一是去产能。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二是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三是去杠杆。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等，降低企业杠杆率。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四是降成本。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五是补短板。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更有力、更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环节，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

第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狠抓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创建、质量安全监管。加大农村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力度，加大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力度。积极稳妥改革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抓好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做好政策性粮食库存消化工作。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严守耕地红线，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落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广辟农民增收致富门路。

第三，振兴实体经济。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视优化产业组织，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

第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上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落实人地挂钩政策，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分配建设用地指标。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立法，加快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2.四大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2016年，继续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深入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推动四大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第一，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要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第二，稳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落实推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

第三，稳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有序推动民营银行发展。

第四，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有重点地推动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作用。要完善跨部门的统筹机制，加强对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推进，既制定方案，又推动落实。抓好重大改革顶层设计，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执笔：徐洪才，本文为《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6～2017）》）一书的总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