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园区“走出去”应战略性选择落地区域。

西港特区所在的西哈努克市，是柬埔寨沿海开放城市和工业城市。西港特区紧邻柬埔寨四号国道，距港口、火车站约12公里，距西哈努克机场3公里，离首都金边212公里。特区人流、物流可以通过水、陆、空三种交通方式与外界输出输入，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柬埔寨尽管自身经济实力较弱，但对外开放程度高，和我国经贸关系联系紧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在7%左右，区域影响力较大。西港特区有区位优势和宏观环境的优越条件，西港特区建设就是中国首先开放的沿海城市的园区发展模式的复制。

渐进开放、以点带面是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园区“走出去”是国家、城市、园区和项目四位一体的关键和核心环节。园区“走出去”不能“一哄而上”“贪大求全”。西港特区作为“一带一路”样板园区，从一般意义上看，其内含的道理就是园区“走出去”，其目标区域应选择战略“支点国家”的“支点城市”。战略“支点国家”应以战略伙伴关系为基准，重点考虑区域性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和经济增长潜力较好的国家；“支点城市”考虑提供产业发展功能的依托产业园区发展的城市，后勤服务功能的依托政治、经济、金融深度发展的首都或类首都城市，以及提供战略保障功能的依托通道枢纽发展的港口城市。柬埔寨西哈努克市符合战略“支点国家”的“支点城市”，西港特区实现了以有限资源撬动更大区域、发挥较大影响的目的。

第二，园区“走出去”应有政府间合作及框架保驾护航。

柬埔寨作为经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行政体系相当不健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事效率十分低下，腐败、行贿受贿较为突出。透明国际2015年按照清廉指数将其排在全球168个国家的第150位。这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隐性成本，发达国家企业对进入柬埔寨市场普遍比较慎重。中柬双边政府2010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协定》，使西港特区成为中国首个签订双边政府协定确立法律地位的国家级合作区。2016年中柬《联合声明》特别指出“继续实施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合作项目”，并建立了双边政府协调委员会。由于受到两国领导人重视，加上政府间的有效合作，西港特区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为避免低效行政和腐败行为干扰提供了有力支持。(www.daowen.com)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存在和柬埔寨同样的行政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钱大于法”的现象相当普遍，基层尤其如此。不少还存在政治不稳定因素，政党更替与对外政策摇摆都可能给外国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在这些国家建设跨境园区，中长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在确定园区法律地位的同时，更应该重视政府间的合作及框架来降低上述风险。既要重视与中央政府的战略合作，也要重视和地方政府的具体合作；既要有相应合作体制，也应有常态化运作机制。

第三，园区“走出去”应满足市场经济下两国产业匹配需要。

柬埔寨是世界上市场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柬埔寨不实行外汇管制，允许外汇资金自由出入，大部分行业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更重要的是，柬埔寨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在拥有最惠国（MFN）待遇的同时，还享受普惠制（GSP）待遇以及部分产业的额外关税优惠。柬埔寨尚未遭遇发达国家“双反”等贸易壁垒阻碍，很多产品都可以零关税向欧美国家出口。此外，在柬埔寨投资的外国企业可获6—9年的免税期，免税期过后所得税税率为20%。这大大降低了来柬投资的外国企业的成本。中国较强的制造业，特别是轻纺、建材、基金等产业，也与柬埔寨的要素禀赋及产业现状相匹配，产业合作可以凸显双方的比较优势。

中国园区“走出去”应充分考虑与东道国的产业匹配及其相应的产品出口。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之间存在产业互补，除柬埔寨外，与菲律宾在水电、电子、食品加工等产业间存在梯差和合作空间，与老挝在木材加工、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有互补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很多产品可以零关税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如菲律宾有6 000多种商品可以零关税进入欧盟市场。对于频遭欧盟、美国“双反”调查的中国来说，可以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降低对外贸易风险，特别是对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出现的中美贸易摩擦，未雨绸缪，有利于提高谈判筹码。